近代日本是一个后进型资本主义国家，在其近代化过程中，存在着不少缺陷和误区，尤其带有很多“封建残余”的影响，在思想层面上亦是如此。比如，近代日本的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它们反对“西化”，追求对东方传统的“回归”，但却各自在理论逻辑上与日本法西斯主义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同时，两者相互之间也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联性。对这些思想及其关联性加以考察，有助于我们对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及其侵略性进行更为系统、准确、深刻的把握。
    一、研究前提
    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①起源于19世纪中叶。尽管它在发展过程中先后产生了兴亚论、中国保全主义、大亚洲主义、亚洲门罗主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等众多具体的表现形态或“理论变种”；但其本质却始终万变不离其宗，乃是以“日本≥亚洲”为价值判断核心，将日本一国利益等同或凌驾于亚洲整体利益，宣扬以日本为盟主“指导”并“联合”亚洲，排斥西方，反对近代的东西。它在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之下与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相结合，试图欺骗中国等亚洲国家，假借其力量以抵御、驱除欧美势力在东方的扩张，以实现其自己的野心。从兴亚会的兴亚论、樽井藤吉的“大东合邦论”，到小寺谦吉的大亚洲主义论、德富苏峰的亚洲门罗主义，再到近卫文麿的东亚新秩序论、东条英机和大川周明等人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这种本质均一以贯之。事实上，近年日本否定侵略战争的“大东亚战争解放论”等论调，即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
    那么，农本主义又是什么呢？顾名思义，农本主义②，即是“以农为本”的意思。然而，它又因时代不同而在意义上有所区别。可以说在日本的江户时期，近代的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其特征各异，并非完全相同。因此，作为前提在此需要明确的是，虽说都被称为“农本”，但绝非一义，有必要首先把握其多义性。
    日本的农本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早在江户时期，就普遍存在着重农抑商的情况。荻生徂徕当时称：“重本抑末，是古圣人之法也。本，农也。末，工商也。”③即是反对舍本逐末、本末倒置，强调安守本分、以农为本。到了江户后期，为了限制土地领主的过分剥削，又有不少农本思想家开始主张“分度”④，并致力于促进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在此过程中，农本思想逐渐开始具备逻辑性和理论性。比如，二宫尊德就曾在《报德论》的第12章“论国本在农”中称：“夫国之本在民，民之本在食，食之本在农。是以农业盛而民优，民优则国家盛。……农衰则民困，民困而成国之大患。国之大本，应重农业。”⑤大原幽学则不仅在《微味幽玄考》等经典著作中论述农本与修身齐家之道，而且还具体深入到了农业技术指导、整理耕地、奖励节约等具体生产实践上去。⑥可以说，在日本的“前近代”时期，农本主义以中国的儒家思想为基础，强调“国本在农”，与近代西方工业文明保持绝缘。
    然而，到了近代，这一思想却发生了重大变化。明治维新之后，随着“殖产兴业”、“地租改正”等近代化政策的迅速推进，日本农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反抗意识大为滋生。具体来说，当时“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关系”构成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⑦尤其是寄生地主制，作为近代日本农村的显著特性，在明治维新的诸项经济改革之下逐渐形成。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贫穷的农民开始将土地变卖给地主，向佃农转化。反过来。地主则将大部分土地租给佃农，从而形成了一种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封建性生产关系。佃农为了缴纳高额地租而不得不外出充当临时工，或兼做家庭手工业。地主则将获得的地租投资到工商业和金融业中去，使地主制与资本制的相互联系得以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在工商业中获得成功的地主开始向近代资本家蜕变；而占人口极大比例的农民则承受着沉重的经济负担，生活愈发贫困，贫富差距陡然增大，结果导致反近代、反西方的意识开始获得强大的社会基础支持。从这一背景来看，显然，近代农本主义势必会展现出与“前近代”农本主义截然不同的特征，带有浓厚的“反近代、反西方、反都市、反大工业、反中央集权”倾向，甚至可能与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意识发生关联。
    可以想象，既然近代的农本主义带有“反近代、反西方”的显著特性，那么，它必然会在当时与重视工商业的西洋文明，抑或是日本社会的西方化、近代化发生摩擦和冲突。同时亦可以考虑，它将与作为东洋传统社会核心的中国发生关联。故以此为纽带，分析日本昭和时期农本主义思想与宣扬所谓“联合亚洲、排斥西方”的亚洲主义思想之关联性也就成为可能。
    二、问题所在
    1947年，日本政治思想学泰斗丸山真男先生曾在研究中考察了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的思想特质。他认为，近代日本的法西斯主义与德、意的法西斯主义是不同的，它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尤其包含了农本主义、亚洲主义等思想特征。⑧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法西斯运动中，也确实能够看到不少农本主义者和亚洲主义者参与其中。可以认为，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本身就可通过“日本法西斯主义”这一思想意识来发生关联。
    事实上，关于“日本昭和初期的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之间究竟是否存在关联性，若存在，又是如何发生关联的”这一问题，早在战前的1935年，户坂润先生就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从其研究来看，两者的关系可以从“间接”和“直接”两个层面来加以解释。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的间接关系是通过“日本精神主义、日本主义”为媒介形成的。即“以生物为对象的农业，与以非生物为对象的工业不同……其生产活动中，精神要素颇为重要”。故可以概括出“工业、都市(物质的)对农业、农村(精神的)”这样一组对立模式。基于此，户坂先生主张：农本主义“不过是强调精神的日本精神主义的一变种而已”⑨。同时，日本精神主义和日本主义本身又“绝非仅仅停留在日本主义层面。日本主义最终发展成为东洋主义或亚洲主义……因日本终究并非等同于亚洲全体”，此发展乃是以“将日本扩大为东洋、亚洲”的“日本盟主论”为手段实现的。故可以主张：“亚洲主义完全是日本精神主义的扩大版本”⑩。如此看来，作为“变种版本”的农本主义与作为“扩大版本”的亚洲主义，是通过“日本精神主义、日本主义”为媒介，至少在“精神”这一层面构成了间接关系。或者说，在分析两者关系时，有必要首先考虑“日本精神主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