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而以此为前提，户坂先生又指出了两者的直接关系。“日本亚洲主义是日本精神主义的侵略性扩大版本，是亚洲精神主义。若承认此点，那么它又与日本农本主义存在怎样的关系呢？似乎在亚洲主义者看来，亚洲的现实正是带有农本主义性格的东西。”而且，农本主义中的“合作运动既否定了资本主义，也否定了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依据‘王道’而成立的东西……故其具有所有亚洲主义的，所有日本主义的灵魂”。那么，这里所说的“亚洲的现实”具体指的又是什么呢？文中进一步解释，它无非就是“经济上采取协同组合或合作运动的形式，政治上要求自治，文化上带有精神主义特征”的东西。显然，这符合了当时日本“自治农本主义”的诸项特征。而且在当时的亚洲主义者看来，亚洲主义理应从带有农本主义性格的“亚洲的现实”出发，“若脱离此现实，就无法正确理解东洋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运动模式”(11)。
    可以说，户坂先生在其研究中找到了“工业、都市、欧美(物质的、物质主义)对农业、农村、亚洲(精神的、精神主义)”这样一组对立模式。由此对立模式来看，昭和初期的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至少在反西方化、反都市化、反近代化，乃至以“农村”为象征的乡土性、精神性“亚洲固有传统”，抑或是回归亚洲的“本源”等诸多问题上存在着紧密关联。若以这一关联性为根据进一步思考，则应该可以断定，日本昭和初期的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中与其说偶然，不如说是必然地将出现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的倾向。那么，究竟是否有具体的人物案例来佐证这一结论呢？在该人物身上，又能够体现出哪些具体而特殊的联系呢？对此，拙文拟将近代“中国通”长野朗的思想作为一例，来尝试详细考察。
    三、长野朗的三重身份及其思想状况
    长野朗，1888年出生在日本福冈县。1909年5月，他从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毕业之后，由陆军少尉晋升大尉，并先后在日本国内，中国武汉(华中派遣队)、北京与天津(中国驻屯军)等地驻防。1921年，转为预备役，从军人变为文人，开始专心研究中国问题。据称，此后他一共完成了介绍、评论中国和中日关系的论文五十余篇、著作八十余部。
    与此同时，长野还先后加入了犹存社、行地社等右翼团体，又与大川周明、满川龟太郎等人一道兼任拓殖大学教授，甚至在以大川为理事长的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担任理事，积极参与了当时日本法西斯分子的“国家改造运动”。进而在1927年，他又通过行地社友人千仓武夫的介绍，拜农本主义者权藤成卿为师。以此为契机，长野开始作为权藤的继任者大力宣扬农本主义，并与橘孝三郎等激进派共同行动，于1931年创办了《农村新闻》，继而作为发起人和执行委员加入了日本村治派同盟。然而，这一组织实际上作为思想复杂的松散团体，原本分裂化倾向就颇为明显，故在此后不久便旋即解散。结果，长野不得不在第二年与权藤、橘、加藤一夫等人另行创办农本联盟，共同主导日本农本自治运动。
    仅凭借以上略历，就可以看到长野身上显著的三重身份，即：A.在对外问题上，熟知近代中国的形势，对中日关系颇为关注的“中国通”、乃至亚洲主义者身份；B.在日本国内问题上，主张与“国家改造运动”相互挂钩的“农本自治论”，带有农本主义者的身份；C.没有达到大川周明那样的“顶级精英”层次，而是以民众为视角，介于“顶级精英”与一般民众之间的“中下级社会精英”身份。上述三重身份，恰恰意味着在研究其思想时至少要考虑以下三个问题：长野的亚洲主义思想与农本主义思想各自具有怎样的特征？两者之间存在怎样的关联性？作为“中下级社会精英”，他怎样发挥了联系“顶级精英”与一般民众的作用？
    以往学界的研究，对于长野作为“中国通”的中国观、中日问题观乃至亚洲主义观，以及作为农本主义者的社会认识、农本自治论等展开了具体考察。(12)但遗憾的是，将其亚洲主义与农本主义关联起来展开专题论述的学术成果，在目前笔者所知范围内尚不存在。是故，以下将基于先前的研究成果，首先对上述长野思想的两个侧面分别进行梳理分析，而后具体考察其关联性，以期揭示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中“封建残余”的一种具体形态。
    首先来看长野的亚洲主义思想。先行研究曾对此有过分析总结，指出：“他对中国的民众抱有钦佩之情，非常崇拜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新生的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笔者注)致以赞美之辞，热切期望中国的发展与进步。在长野朗的对华观中，虽然包含了不少良好的思想成分。但长野朗又是个主张国权的中国通，在他的中日问题观里面，蕴藏着许多偏激狭隘的思想要素。”(13)
    例如，长野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大系列丛书》的财政经济篇中贬低中国：“混乱不堪，极不统一的状况随处可见，这是中国财政的特点。……现在国民政府的财政计划等，从表面上看倒也顺理成章，但实际几乎全部是照抄外国的东西，不符合中国的实情，因此徒具虚名的计划势必落空。……要想进行建设的话，必须先进行一次极端地治理。”(14)而关于具体的治理办法，他在此前的著述《被白祸困扰的中国--走向亚洲联盟》中早已有过涉及，即“日本与中国若能团结，则可以增进物质之幸福，与欧美势力对抗”。同时，因为“英美在欧洲大战中难堪嫉妒之火，对日本独自在华搭建舞台白眼相向，率先在巴黎和会上挑拨离间了中日关系”(15)，更有必要相互“团结”，予以反击。这套理论，显然与当时要求“联合亚洲、排斥西方”的日本亚洲主义者完全步调一致。更何况，他始终对日本的“满洲利益”、盟主地位持拥护态度，其亚洲主义终究不过是侵略性的东西、偏离现实的架空思想而已。
    对于这种富含欺骗性的思想，刘家鑫和王瑛曾给予了严厉的批判：“无视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他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径同流合污，默认日本把中国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殖民地……为了日本的所谓自存和生命线，强调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坚持对日本单方面有利的中日合作联盟……蕴涵了日本的傲慢与霸道，其中日合作联盟论并非是平等的合作与联盟，而是在日本主导之下的、符合日本侵略扩张意志的合作与联盟。”(16)
    故从以上分析来看，在长野的亚洲主义言论中实际上很难看到“(对中国的)钦佩之情”。他所主张的，由日本给中国提供技术，由中国向日本提供资源的“日中合作”具体办法，(17)显然与1916年小寺谦吉在《大亚洲主义论》中的理论如出一辙，其中包含了“日本盟主论”、对日本帝国主义利益的承认，以及对西方的敌视等消极要素，带有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普遍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