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研究者而言，掌握这些语言所要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一般较欧美研究者要多一些，因为外国古代的死语言与中国汉语之间存在巨大差异。以古希腊文的学习为例，由于汉语和印欧语属于两个不同的语系，学习现代印欧语言尚且需要众多的学时和课后的记忆及阅读练习，其难度绝不亚于学习古汉语，甚至难过古汉语。学习古希腊文的周期就更长了。所以，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都非常缺乏释读外国古代文字的人才和条件，这是严重制约中国世界古史研究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在这种既缺史料、参考书，又缺能够进入考据层次的研究人员的情况下，即使在海外得到严格专业训练的个别学者，也因客观条件的限制而在国内无用武之地，不得不舍弃专业，专事中国考古和中国史研究，以迎合中国古代史研究一家独大的现实。比如在英国留学埃及考古学的夏鼐、在美国留学西方历史哲学的雷海宗等即是如此。
    总之，由于世界史学科严重缺乏支持学科发展所必需的教材、专著、论文、史料集、档案文献等构成的基本参考资料，缺乏专业化的教员，所以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世界史学科只能是中国史学知识体系中一个无足轻重的配角，甚至构不成一个独立的学科。
    当然，中国世界史学科目前与欧、美、日世界史学科在规模方面的差距不能仅用基础薄弱加以解释，19-20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大势其实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西方自14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历史学家的主要注意力便开始移向国外。古希腊、古罗马的历史与文化被移植为欧洲各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支柱，成为欧洲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基本内容。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引起的欧洲人向世界各地移民，到19世纪工业化完成之后对亚非拉市场与劳动力的疯狂掠夺与瓜分，使欧美史学家的注意力进一步向外，以适应对外殖民与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的需求。这样一来，外国史成为欧洲列强诸国史学的主题，本国史研究反而成为配角。例如，为西方史学专业化进程点下最后一个句号的客观主义史学宗师兰克的代表作，基本都是外国或外民族的历史，其晚年着力最多的也是世界史而非德国史。再如，一度深刻影响西方史学编纂的法国、德国历史哲学家们的视野都是世界历史进程而非国别史、区域史。在世界史对外取向的引导下，自18世纪以来，众多世界史的分支学科均由欧洲学者所创立，譬如梵文、象形文、楔形文、吐火罗文等文字的破译并进而产生的印度学、埃及学、亚述学等难度颇大的新学科。欧洲史学外向型研究的大方向深刻影响了后发的美国与日本史学，确立了今天世界史或外国史研究在欧美日国家史学中无可争议的优势地位。
    在欧洲的大扩张时代，中国正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即使是这个时期最聪明的知识分子，也对外部世界所知不甚了了，遑论世界史学科了。当中国闭守的国门被鸦片烟与坚船利炮轰开之后，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志士仁人和知识分子追求的时代主题。虽然在19世纪末叶模仿西方建立起来的新型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体系中，世界史是中学以及大学历史系的课程，但这种世界史知识的初步传播并没有进一步导向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因为中国人民全力以赴地抵御外敌入侵，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注意力集中于解决国内问题，无暇更多的、深入地顾及外部世界的过去，一般性的世界史认知已能满足时代的需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肇始了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真正进程。除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停滞，至1997年学科调整之前，中国世界史学科不仅得到确立，而且学科地位显著提高，在许多院校一度达到近乎与中国史平分秋色的地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有限度的对外开放（向苏联与东欧开放）的产物。
    1952年，中国高等教育模仿苏联的专业设置，将世界史与中国史相分立，按照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纵向划分成四个段落，由专门的教师分别加以讲授和研究，由此形成了四个互相联系的世界史分支学科，并从组织建制上保证了各分支学科的持续存在与发展，即在各校历史系成立了与中国史各学科相对应的教研室、研究所，组建了相应的教学与科研队伍。学科建制与人员规模同中国史大体相近，从而开始了中国世界学科的蓬勃发展期。经过世界史研究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至“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中国世界史学科不仅编写出了本科生培养所需的基本教材（包括通史与部分国别史），而且还逐步编译了世界史各分支学科的参考资料集，积累了国别史、断代史、专史等专著和译著以及国内外的学术读物。虽然这一时期的世界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缺陷，吸收国外的成果还有一定局限（这是可以理解的阶段性弱点）性，一手史料的积累还为数不多，但毕竟为进一步的发展打下了较牢固的人员、组织机构与读物基础。显然，世界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与国运、国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密切与否有着必然的联系。
    “十年浩劫”结束之后，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迅猛发展，中国世界史学科的从业人员焕发出空前的学术研究热情，各领域均取得了质的飞跃性进步，主要表现在学术思想上不再从教条或本本出发，而是从世界史的实际出发展开自己的研究，实现了思想多向度的转变，出现了方向性的全面突破，形成了具体历史观念和解释多样化的局面；研究队伍得到扩大，总体质量显著提高，众多在国内外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人才进入世界史研究领域，使中国的古代至当代世界史的研究不仅进入了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托的实证研究层面，而且在某些需要古典文献考据的领域，具有了与国外同行平等对话的能力，并赢得了国外学者的敬意。这种学科的飞跃进步可以用当时世界史二级学科的数量加以说明。根据1990年颁布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委关于施行《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世界史学科在历史学之下的十四个二级学科中占有三席（世界上古史和中古史、世界近现代史、世界地区史国别史），仅比中国史二级学科少一个（中国史有四个二级学科：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地方史、中国民族史）。学科的数量意味一定的队伍规模、职称配置、经费投入等关乎学科发展的基本条件。所以，改革开放前十八年是中国世界史学科的重大发展时期，这种进步的幅度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外开放的深化，现代化程度的提高，走向世界性大国强国的趋势，本应进一步扩大，因为按照常理，越开放越需要了解和认识所要面对的开放对象，越应向国际一般的学科配置靠拢。
    然而，在1997年的学科调整当中，世界史学科不仅没有扩充，反而随着中国学科体系二级学科的重点调整，从三个二级学科压缩为一个。中国史二级学科虽然在这次调整中也受到压缩，但中国史与世界史二级学科的数量比却由先前的3∶4变为1∶2。我们无从了解主持这次调整的人们为何作出这样的选择，却知道这一改变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世界史教学与科研人员编制及经费的减少，并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小学科状态。
    1997年学科调整已经过去了十三年，并充分显示出世界史学科调整的正面和负面效果，这就为新的调整提供了理由和条件。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应该伴随中国和平崛起为世界性大国的进程而不断发展，而学科地位的提高应是这种更大发展的重要前提。我们相信，随着当代中国国情的变化以及中国的世界史学人的共同努力，世界史学科在中国历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很快就会得到学术界与教育管理部门的应有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