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萨义德曾谈到“纯粹知识”和“政治性知识”的区分，并特别指出，人们广泛相信“真正”的知识是非政治性的，但实际上知识的产生往往具有或隐或显的“有着严密秩序的政治情境”。①如果用这种理论来考察关于现代革命的历史叙事，就不难看出革命史知识通常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在革命史知识产生的“政治情境”中，意识形态②往往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史上发生的革命，一般被视为政治事件、社会事件或军事事件，而它的意识形态内涵和意义容易遭到忽视。实际上，革命同时也是一种重大的意识形态事件。一方面，革命者通常利用边缘性或外源性的思想资源，精心构造一套系统的政治话语，对革命发挥动员、辩护、阐释和巩固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通行的观念中，革命总是与“开端”相连，因而可能被后世“神圣化”；而在这一“神圣化”的过程中，革命话语通常会经过整理、过滤和重新组合，进而转化为带有“神话”性质的意识形态元素，对于“后革命时代”的政治文化发挥持久的塑造性影响。进而言之，一个社会可能存在多种意识形态的竞争，而各种意识形态自身又往往处在变化和重构之中，革命的意识形态也随之不断受到重新诠释，并以不同的形式在各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因此，任何革命史的写作不论作者的动机如何，总是难于摆脱与意识形态的复杂纠葛，革命史领域也就成了一个意识形态的战场。自美国革命发生以来，美国史学界关于它的历史叙事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而且最近半个多世纪的情形更是如此。
    一、“辉格主义范式”的兴衰
    在进步主义史学兴起以前，美国革命史写作的主导范式可以称作“辉格主义”。这里所说的“辉格主义”，既不是指美国革命时期盛行的爱国思想，也非等同于美国史学史上的“辉格学派”，而更接近于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所说的“辉格派历史解释”。③具体说来，美国革命史写作中的“辉格主义”，包括五个相互联系而各有侧重的方面：一是爱国主义，肯定美国革命的正当性，强调殖民地居民面对英国暴政的威胁，团结一致，万众一心争取和捍卫独立；二是民族主义，宣称美国革命建立了一个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特别是不同于欧洲各国的新型国家，开创人类争取自由和共和政体的新纪元；三是自由主义，把美国革命描述为一个抗击暴政、维护自由的事件，美国革命使自由的旗帜得以高扬，人的权利获得了保障；四是种族意识，不假思索地把美国革命看成是大西洋两岸英格兰裔居民之间的内战，相信革命的过程和结果仅仅与白人有关；五是精英取向，关注“建国之父”的活动，颂扬他们的政治智慧和对革命的贡献。这五点恰好与建国初期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若合符节，于是，这种“辉格主义”的美国革命史，既是在当时的意识形态氛围中酝酿成形的，又有助于强化当时的意识形态。④
    “辉格主义”的美国革命史写作在革命后期即已出现，经过19世纪一些有影响的历史学家的倡导，遂成美国革命史写作的主流。第一部站在美国人立场上写出的美国革命史，出自革命参与者戴维·拉姆齐之手。可以说，拉姆齐的著作构筑了“辉格主义”美国革命史写作范式的雏形。他在书中详细叙述了革命的过程，逐年介绍重要的军事行动、政治事件和外交活动，把革命说成是一种英雄壮举，把华盛顿、大陆军将领以及参战的法国将领和英方将领，当成这个“伟大故事”的主角。他特别强调美国革命的必然性，声称脱离英国而独立乃是殖民地居民整体性格的必然产物，因为英属殖民地居民从一开始就投身于自由，而殖民地的地理环境、土地资源、宗教、社会构成以及各种制度和政策，都有利于培养“对自由的热爱”和“对独立的偏好”。他相信革命的正当性，因为殖民地本来就是殖民地居民自己建立的，并不存在臣属于英国的问题，而英国的政策与举措却威胁和损害了殖民地居民所珍爱的自由。他虽然在书中写到了印第安人以及战争带给他们的不幸，并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但他的主旨在于说明印第安人站在英国一边，阻挠美国独立的步伐，招灾致祸是在所难免的。他特别重视美国革命的历史意义，宣称革命改变了美国的面貌，开辟一个伟大国家的光辉灿烂的前景：它确立了一种近乎完美的体制，美国人民如果不能获得幸福，那就是他们自己的过错。他还阐述了美国的世界历史使命，称美国革命是一场为了所有“人民”的“人民的革命”，为美国人、也为全世界人民开辟了“追求幸福”的康庄大道，因而载入了世界历史的史册。⑤
    稍后问世的另一部美国革命史著作，为默西·奥迪斯·沃伦这位女性作者所写。她出身名门，成年后又嫁入名门，耗费三十多年光阴，终于完成了一部多卷本美国革命史。尽管约翰·亚当斯这样的“才智之士”并不欣赏她的史学才华，⑥但是她的这部革命史却有自己的鲜明特点。较之拉姆齐的著作，这本书更富于文学和思辨的色彩，文词优雅，语句繁复，其间穿插不少哲理性的议论，对革命时期的道德问题尤为关注，对革命所造成的社会风气变化忧心忡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女性作者的细腻和敏感。⑦当然，这并未妨碍她对革命的正当性和重要性给予充分的肯定。她采用传统的历史写法，以编年为序，以北美和英国的重要人物为主角，以政府变动和上层活动为重要内容，逐年叙述革命中的主要政治和军事事件，其中关于军事行动的篇幅尤多，而对各州及合众国的制宪、邦联国会、社会变化则很少提及。她对革命领导人充满敬意，对他们经受的艰难困苦深表同情，并称赞大陆军官兵是在为个人和国家的自由而战。同拉姆齐一样，她把独立战争描绘为一场在世界范围内挽救自由、抗击暴政的运动。她还对革命的后果做了极为浪漫的表述：随着革命战争的结束，旧的政府纽带被割断，新的政府亦告成立，“个人独立的自豪情感温暖着每一个胸膛，社会和宗教自由的普遍观念远播四方”；士兵解甲归田，工匠和农人致力于改进生产，文艺的天才开始在文坛施展创造的才华；“在这种形势下，每一个自由的心灵都应坚定地支持国家特性的荣誉和独立的尊严”。她也带有强烈的精英主义取向，对于革命期间下层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崛起颇不以为然，宣称“美德的丧失”乃是“没有原则、没有教育、没有家世”之辈的贪婪和暴富所造成的。她还旗帜鲜明地谴责革命后新英格兰地区民众的各种“反叛”，对那些“放纵不羁、愚昧无知”的人大加抨击。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