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部同时代人所写的美国革命史著作，具有若干显著的共同点：它们都肯定美国革命的必然性和正当性；强调它反对暴政、捍卫自由的性质；对革命者的业绩满怀敬意，高调揭示了革命创建新国家、引领世界历史新方向的重大意义；很少提及黑人、印第安人和妇女在革命中的经历以及革命对他(她)们的影响。可见，这两本书可说是“辉格主义”的美国革命史写作的早期典范。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除这两人外，其作品涉及美国革命的作者还有数位，如杰里米·贝尔纳普、约翰·马歇尔、埃德蒙·伦道夫、塞缪尔·威廉斯、罗伯特·普劳德、威廉·戈登、乔治·迈诺特、本杰明·特朗布尔和休·威廉森等。他们的书大多是关于革命中的地方性事件或领导人物，不属于革命通史性质的著述，但其思想倾向和写作方式，则与拉姆齐和沃伦相当接近，大致可以归入“辉格主义”的范畴。
    这些革命史著述的主旨，同建国之初美国人面临的许多问题密切相关：新生的合众国的性质是什么？美国立国的价值基础是什么？“美利坚人”如何界定？对新国家的认同感如何形成和巩固？早期的美国革命史作者通过对革命的回顾和反思，力图就这些问题提供自己的答案。对他们来说，革命是其亲身参与或经历过的事件，在一定意义上，写作革命的历史就是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他们一方面要用革命史写作来为革命正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他们对革命的理解和阐释，促成一种全体美利坚人都能接受的传统，从而形成国家认同，推动民主共和实验的顺利进行。据美国学者阿瑟·谢弗研究，早期的美国历史学家不仅把历史写作视为一种文学活动，而且也当做一种政治行为，一种培育民族认同、服务公共政策的方式；同时，他们的历史著述也受到当时政治和思想意识的深刻影响。⑨不过，这些作者并未承认自己具有意识形态的立场或意图，而宣称是站在人类公正的立场上来叙述和解释历史的。他们把美国革命写成一部英雄史诗，并力图让读者相信，这就是美国革命的本来面目。虽然他们也把革命描述为一场“民众运动”，但实际关注的是精英人物，对于普通民众的活动并无多少具体的叙述或讨论。
    19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接受了处在专业化进程中的欧洲史学的熏陶，其历史写作的规范和方法远比早期的革命史作者成熟，但是在思想取向上却与那些先行者如出一辙，也可以归入“辉格主义”的范畴。他的十卷本《美国史》，有四卷涉及美国革命。这四卷书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详细叙述了美国革命的兴起和进展。他在解释美国革命的起因时，突出强调了革命的必然性：“美国革命不是来自于某些碰巧的意向。它是从人民的心灵生长出来的，乃是一种对自由的生动之爱的必然产物……”他虽然偶尔提及革命中的“不和谐”声音，但仍坚称独立战争是殖民地居民万众一心争取自由的事业。他同样强调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认为美国革命是为了“人类的利益”，旨在捍卫“全世界的自由”莱克星顿的行动不是偶然冲动的产物，而是“缓慢成熟的天意和时代的果实”。他关注共和主义实验的重要性，把共和制叫做美国的“天赐之物”。他对美国的未来充满信心，相信美国作为一个年轻的新国家，其愿望不是恢复过去，而是面向“无限的未来”。他还揭示了革命史对于塑造美国传统的经典意义，相信革命时代的“英雄故事”，可以教导人们保持“谦逊”和“无私的爱国主义”。⑩后世的学者用“辉格派”或“浪漫主义”来标识班克罗夫特的史学，旨在突出他那种高昂的“爱国”热忱，以及对革命成就的衷心颂扬。如果借用海登·怀特的术语，则不妨把班克罗夫特的美国革命史看成一部“浪漫剧”。(11)
    在班克罗夫特之后，关于美国革命的著作时有行世，其内容各有侧重，风格各具特点，只是在声望和影响方面不及前面提到的几本书。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谈到，革命一代对于美国革命的解释是一种“英雄史观”，他们写出的革命史是一种高度个人化和高度道德化的历史，是一部好人和坏人斗争的历史；而“辉格派解释”则与此不同，它强调结果的必然性和人类阻挡命定潮流的脆弱性。(12)这种说法固然有其道理，但似乎淡化了班克罗夫特与拉姆齐、沃伦等人在思想观念上的一致性。实际上，带有“辉格主义”色彩的革命史写作，都对美国革命的内涵和意义做了类似的界定：英国在殖民地推行旨在剥夺英裔居民自由的暴政，引起了“美利坚人”(殖民地英裔居民的另一个称谓)的一致反对；他们在“建国之父”的带领下，团结起来，英勇反抗，终于摆脱了英国的统治，创建了一个新的共和制国家；美国革命代表了历史的方向，维护和声张了人的自由与权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从此世界历史进入了自由反对暴政、共和制对抗君主制的时代。这就是说，美国革命主要是一场由英裔白人男性发动和进行的政治革命。
    然则进入20世纪以后，“辉格主义”的美国革命史观却受到不断的批判，最终被基本上抛弃掉了。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20世纪的美国革命史研究，就是“辉格主义范式”受到批判、颠覆以至最终被“新美国革命史学”取代的过程。
    对“辉格主义范式”的首次严重冲击，来自进步主义史学。工业化进程中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激烈的社会分化和对抗，以及各种理论和思潮的激荡，都对美国历史学家考察过去的视角和眼光产生了影响。他们开始关注美国历史中的冲突，留意普通民众的处境和所扮演的角色。进步主义史家从基于不同经济利益而产生的群体斗争着眼，发现以乡村居民为主体的民众与少数贵族精英及商业人士之间，围绕革命运动的领导权、革命的目标以及革命的结局等问题，展开了起伏不定的较量。在革命运动初兴时，民众力量和激进派取得了主动权，推动了革命运动的高涨；可是到80年代，保守派和商业利益集团重新得势，并按照自己的意图制定了新宪法。直到托马斯·杰斐逊当选总统，占多数的农业利益集团才最终取得胜利。这种说法冲击了美国革命是殖民地“万众一心”争取独立和自由的神话，也把观察革命的视角从殖民地与英国的关系转向了美国社会内部。同时，进步主义史家质疑“建国之父”的英雄神话，指出他们的立场偏向和私利欲望，特别是查尔斯·比尔德的著作，把“半人半神”的制宪者，说成是一些为经济利益而讨价还价的凡夫俗子。进步主义史家还突破了“辉格主义”史学把美国革命单纯看成政治事变的观念，强调它作为一场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的全面变革的重大意义。J.富兰克林·詹姆森提出了“作为社会运动的美国革命”的命题，对于重新审视美国革命的内涵，对于讨论革命在后来美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都开辟了新的门径。(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