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史学无疑是政治和学术紧密结合的突出例子。虽然林德、莱米什等激进史家声称自己是“客观真理”的坚定追求者，明确反对相对主义的立场，致力于把史学变成科学，但是他们用左派观点看待和诠释过去，并积极参与美国历史协会领导权的竞争。这些激进史家关注“剥削、支配和压迫等问题”，认为既然现存的支配模式乃是在历史中形成的，那就说明它也是可以被废除的。他们在追溯这些模式的起源时，把重点放在普通民众而不是政治精英身上，关注群体而非个人，重视人的角色，而不是强调“抽象的或一般的变迁过程”。此外，黑人史和妇女史也是两个高度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领域。许多少数族裔和女性学者基于对自己的族裔特性或性别特性的理解，大力争夺与族裔和性别相关的历史话语权，排斥、打击和贬低其他的研究者，把历史研究变成了一个“赤裸裸的”政治问题。按照这些史家的逻辑，黑人的历史只能由黑人史家来写，妇女的历史也只能由女性学者来研究。他们反对把黑人和妇女说成是种族压迫或性别统治的受害者，认为这种貌似同情的取向，实际上是对黑人和妇女的丑化。这些学者认为，虽然黑人和妇女长期遭受压迫和歧视，但他(她)们用积极的行动来塑造自己的经历，而不是仅仅在压迫和歧视下痛苦地呻吟。这些史家刻意渲染黑人文化的非洲特性，大力缩小美国文化对黑人的影响；高调肯定妇女独特的价值观和自觉的抗争意识，着力描述她们的反抗活动。(116)
    这种情形自然也出现于美国革命史领域。新一代美国革命史家与其前辈反其道而行之，毫不隐讳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取向。莱米什就曾宣称，历史的叙述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不能继续允许有权势的人替没有权势的人说话”。他提出“自下而上看美国革命”，倡导研究“没有权势、无言和贫穷的人们”在革命中的经历。(117)1966年，他特意写了一本题为《走向民主史学》的小册子，集中讨论E.P.汤普森、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林德、扬、诺曼·波拉克和斯蒂芬·塞恩斯特罗姆等一批研究普通民众的史家，称他们不喜欢“偏向精英的历史”，而致力于发掘非精英的史料，写作一种不同的历史，揭示了普通民众在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性和激进性。他把这种研究路径称作“民主”的取向，是“尊重和同情多数人”的史学。(118)他还特意说明，他并不是在宣扬要把普通民众都看成“光荣的革命者”，而只是强调要摸索一种“发掘那些不能言表者的意识形态和他们的行动之间的联系”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自下而上看历史”。(119)纳什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革命史学的变化也有评论，称历史学家背景的高度多样化，导致了“对历史财产的再分配”，于是，“美国革命现在不再是少数人而是许多人的财产”。(120)
    前文论及，新美国革命史学的意识形态特征，可以概括为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这三股思潮都以平等为价值基础，都包含强烈的民主诉求，它们既是民主社会的产物，又以推动民主为指向。它们投射到美国革命史研究中，照亮了那些长期被忽视和被边缘化的群体，使他们在革命中的经历变得格外醒目。因此，三股思潮在很大程度上交织互补，相互支撑，相互强化，产生了任何单独一种思潮都不可能具备的巨大塑造力，推动了对美国革命史的重构。新美国革命史学几员主将的研究兴趣，正好体现了三种思潮相辅为用的特点。纳什既关注革命时期的城市平民，也研究革命时期的黑人；诺顿先涉猎效忠派，后研究妇女；泰勒最初研究革命年代边疆的普通定居者，后来转向研究革命时期的印第安人。经过这些史家改写的美国革命史，时段加长，内涵扩充，重点改变，角色增多，革命的性质和意义也迥然不同。这种新的美国革命史，反过来又为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输入了新的能量。
    同整个激进史学一样，新美国革命史学也经历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曲折历程。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激进史学曾受到美国当局、有关大学和史学界的排斥、贬抑和打压，不少学者遭解雇，并被列入黑名单；其著作不能出版，或者是在出版后受到刻意的冷落和抨击。(121)莱米什和林德是新美国革命史学初期的两名骨干，其博士论文都未能及时出版，后来在学术和职业上都经历了许多坎坷。莱米什在芝加哥大学执教时，其同事丹尼尔·布尔斯廷表示欣赏他的海员故事，但不喜欢他对阶级的强调；威廉·麦克尼尔则对他说：“你的信念干预了你的学术”。1966年他的聘任合同到期，校方没有与他续约。1971年，设在威廉-玛丽学院的美国早期历史与文化研究所举办庆祝美国革命200周年学者代表大会，林德和莱米什都没有受到邀请。(122)他们两人的遭遇说明，新美国革命史学曾深陷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漩涡之中，起初的前景并不十分光明。
    可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激进史学开始引起关注，其学术成就也渐渐得到史学界的承认。(123)这个转变的发生，同美国政治文化和学术氛围的变动直接相关。一方面，经过多种激烈的社会抗议运动，社会观念和舆论风气均为之一变，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拥有越来越多的同情者，激进史学所蕴涵的意识形态也不再那么招致反感。另一方面，“新史学”声势愈盛，成绩斐然，激进史学因其与“新史学”有着天然的盟友关系，也随之走出了黯淡的处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西洋两岸的一批激进史家，包括E.P.汤普逊、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乔治·鲁德、赫伯特·古特曼、尤金·吉诺维斯、埃里克·方纳等人，以其精深的研究、新颖的视角和透辟的立论，为激进史学争得了巨大的荣誉，这有助于史学界摆脱政治偏见而相对公允地看待激进史学的成绩。同莱米什和林德当年的遭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激进史家埃里克·方纳和加里·纳什都担任过美国历史学家组织主席。方纳还当选过美国历史协会主席，纳什则主持了全国历史教学标准的制定。纳什主持制定的历史教学标准体现了“新史学”的取向，也带有激进史学的痕迹。当这套标准受到美国舆论的责难和抨击时，不少学者出面为之辩护。(124)这些事例表明，激进史学在美国史学界的地位业已大为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