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为了突出普通民众在革命中的主角地位，新美国革命史家还对革命的时段做了改造。在18世纪60年代，英属殖民地发生了若干民众起事，以往的史书通常不把它们同美国革命联系起来；在新宪法生效以后，宾夕法尼亚西部发生了几起民众抗争事件，过去的史书也不把它们纳入革命的范畴。然而，在“平民主义”的美国革命史学中，这些发生在独立战争两头的民众起事，都成了美国革命史的重要内容。这样处理的目的在于凸显普通民众对革命兴起的推动作用，以及他们对革命结果的失望。这样一来，革命的时段就大为加长，上起18世纪中期，下迄19世纪初叶。(42)
    从“平民主义”史观出发，这些史家精心设计了一个新的美国革命史框架，着力强调普通民众在革命中的自主性。对他们来说，必须首先论证普通民众具有独立的想法和诉求，并且根据这些想法和诉求来采取行动，非但没有盲目地追随精英领导人，而且在许多场合还对精英构成压力或制约，这样才能真正树立普通民众在革命中的主角形象。诚然，传统的美国革命史学并未忽视普通民众的革命活动，也不否认他们对革命的贡献；但是在这些革命史著作中，民众只是一个笼统而模糊的整体，他们在革命中的活动和贡献，不过是跟随精英领导人的结果。新美国革命史学对这种写法嗤之以鼻，他们笔下的普通民众，呈现一种完全不同的形象。
    这些史家明确指出，民众并不是精英领导人的随从和傀儡，他们参加革命，是出于自己理性的判断。莱米什宣称，民众绝不是没有思想主张的愚氓，革命时期从底层发出的声音表明，“那些没有权势的人拒绝停留在某种恭顺和屈从理论指定给他们的地方”；无论是黑人的自由诉求，还是民众的政治自主意识及其独立的政治活动，都与精英的操纵毫无关系，而有其自身独立的理由。莱米什进而强调，要从“多种多样、相互冲突的人民”的角度来考察革命的起源，民众不仅在历次反英事件中扮演了积极角色，而且也是革命战争的主角。(43)在《海员对约翰牛》(44)一书中，莱米什更为具体而鲜明地刻画了民众的革命自主性。他指出，纽约海员之所以反对英国，参加革命，是因为英国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了损害，让他们亲身感受到什么是暴政；他们作为“理性的人”，其行为是对一长串真实的不平之事的“理性的反应”；他们所要争取的东西也是再清楚不过的，那就是“正义”。(45)他注意到，以往的史书把民众视为“乌合之众”，正是着眼于他们没有理性，不过是受情绪和他人蛊惑的支配而行动；可是实际情况与此截然相反，普通民众拥有强烈的理性和独立性，决非精英领导人的傀儡；他们起来造反，并不是被人操纵或受人愚弄的结果，而是出于自己对自由和权利的强烈意识。总之，他们是在有意识地捍卫自己的生命、自由和财产。(46)
    进而言之，普通民众非但不是被动地追随精英领导人，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革命的发动者和推动者。布林明确指出，殖民地底层民众的自发造反，推动了革命的发生和高涨，在实际上先于《独立宣言》而宣告了殖民地的独立。他十分欣赏民众在革命行动中表现的“出色的首创精神”，称赞他们非但不是精英的“跟班”，而且总是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走在精英的前头。早在大陆会议发布《独立宣言》以前，民众就公开鄙弃英国当局的权威，互通声气，相互支援，形成了一个共同抵抗英国的网络；当真正的交战尚未发生时，民众就发出了誓死捍卫自由的呼声。在普通民众率先开始抵抗英国后，精英们还在犹豫观望。即使在共和政体的建设上，民众也走在精英的前头；当精英还在就抽象的理论问题进行辩论时，民众则通过各种委员会的运作，实际上开始了共和制的实验。民众虽然与精英持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的观念，但是他们的思想与精英小册子中的理念并不完全一样，也不是来自于这些作品。民众有自己的关注点，并且把抽象的观念转化成了具体的行动。在谋求独立的过程中，1775年4月19日这个日子，比1776年7月4日更为关键。也就是说，在反抗英国和独立建国的运动中，民众始终走在精英的前头。(47)雷·拉斐尔这位通俗美国革命史的作者也谈到，在莱克星顿之前，马萨诸塞乡村的普通民众就积极行动，让英国的王家官员无法行使权力，也使波士顿的英国权威无法辐射到乡间；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面对乡村民众反英运动的高涨，波士顿的精英领导人却表现得谨慎和退缩。这些因推动革命发展而长期备受称颂的“辉格派领导人”，一旦民众的行动超出了他们的期望，就不免首鼠两端，畏葸不前。于是，他们实际上就失去了对革命的领导，而民众则成了真正的革命先锋。(48)
    根据“平民主义”史家的描述，在革命的各个阶段，普通民众的革命主动性有不同的表现和作用。纳什对民众在革命各个阶段的活动做了通盘考察，声称民众从来就没有待在精英的影子下，而始终保持着独立和主动的姿态。早在独立战争爆发前的政治辩论中，民众就不仅仅是精英声音的聆听者，而具有相当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自觉，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了辩论。对于洛克等人的理论，普通人也能灵活运用，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战争爆发后，革命领导人为是否宣布独立而陷于僵局，正是民众的积极推动和施加压力，才促成了独立决定的宣布。在宾夕法尼亚、佛蒙特等州的制宪运动中，民众也是主要的推动力量。此外，在革命的各个层面，民众与精英的分歧和斗争都表现得相当充分。(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