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美国革命一直被说成是一次“民主革命”。然则在最近四五十年间，越来越多的史家倾向于对“民主”做出具体的分析。新美国革命史家大多肯定美国革命的民主特性，但是他们声称，革命的“民主”取向主要是通过普通民众的斗争来体现的，而那些“辉格派领导人”在革命中的主要活动，不过是对“户外民众”的积极行动表示担忧，并极力抑制革命中出现的“民主”趋势。一个研究弗吉尼亚革命期间的社会冲突的学者谈到，许多精英领导人强烈反对“民主”和“平等”，“民主”和“平等”并非他们在宣布独立时所自动赋予，而是民众通过不断斗争而争取来的。民众主张自己统治自己的权利，要求制定更加公平的法律，这实际上是在挑战精英的权威。(113)这无异于说，美国革命既是一场“民主革命”，也是一场“反民主的革命”；前者是民众的革命，后者是精英的革命。这种看法，显然是“双重革命”说和“二元对立”史观的逻辑延伸。
    总之，在最近几十年来的美国革命史学中，不仅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在美国革命中的经历及其意义得到了充分的铺叙和阐释，而且美国革命史学中的所有重大问题，诸如“社会革命”、“人民的革命”、“激进主义”、“双重革命”和“民主革命”等命题，也都经过了检验和重新界定，以此完成了对美国革命史的重构，造就了一种全新的美国革命史。
    五、意识形态与革命神话
    然则应当如何看待这种全新的美国革命史呢？1995年，扬曾这样评论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新趋向：研究成果数量大增，领域、课题、地域和观点愈益多样化；社会转型成为一个中心课题，讨论革命后果的论著数量甚多；劳动者、农场主、黑人和妇女等过去被剔除的群体受到了较多的关注。(114)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当前的状况，不过只触及了美国革命史研究的学术层面。如果从思想的层面来说，意识形态与学术探索的关联和互动，乃是新美国革命史学最为突出的特点。
    意识形态与历史研究的复杂纠葛，可以说是史学史上的一个古老问题。经德国史家兰克塑造的19世纪欧洲的经典史学，强调历史学家的超然立场和历史知识的客观性。虽然史家无不带有各式各样的偏见和臆断，但是他们非但不肯公开承认这一点，反而极力加以掩饰，把自己打扮成历史的代言人。类似的观念和做法在美国史学中也颇为常见。到了20世纪前期，进步主义学派的几位主将，特别是比尔德和贝克尔等人，率先对超然立场和客观性发出质疑和挑战，明确倡导相对主义的史学观念，不再隐讳史家个人和群体的立场。及至60年代，特定的政治和思想倾向更成了史家公开佩戴的绶带。他们不再自诩为历史的代言人，完全放弃了过去那种遮遮掩掩的姿态，理直气壮地承认自己是代表特定群体来表述历史。
    这种变化的出现，一般认为与60年代美国的社会变动和政治激荡相关。在许多人的印象中，美国在60年代处于冲突和动荡之中。但是在有的学者看来，这个时期的美国社会比通常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这十来年里，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国人普遍对未来充满希望，并努力在国内和世界实现“伟大的期望”。与此同时，不满现实、主张变革的声音也随处可闻，各种反对既定秩序、挑战现存权威的思潮和运动，经民权组织、反战团体及底层穷人的发动和参与，也呈现强劲的势头。此外，不少年轻人挑战传统价值，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吸毒、群居和摇滚乐盛行一时。然而，多数美国人仍然按照传统方式生活，仍然对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可能带来的改善满怀信心；在大众文化中，温情脉脉的家庭气氛仍在延续，公益团体和宗教组织仍在积极活动。在知识界，质疑主流价值的激进主义倾向，倡导传统价值的保守态度，可谓同时并存。因此，60年代也有“两极化和零碎化的时代”之称。(115)更确切地说，这是一个多样化的时代，不论是在生活方式还是在思想倾向方面，美国人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可选择的余地明显扩大。虽然普通美国人并未很深地卷入当时的各种运动，但知识分子则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敏感和积极的参与意识，尤其是在与种族和性别有关的领域，学术与政治的关联更加显著，不同的信念与立场之间充满了斗争。
    在这种时代的大语境中，美国史学也有新的动向。随着越来越多的平民子弟、少数族裔成员和女性学者进入历史研究领域，以往史学仅为权贵学问的局面即不复存在。而且，这些新进的学者特别关注自己所来自的阶层和群体的经历，刻意挑战美国史学的既有研究范式。这种趋向被称作史学的“民主化”。与此同时，“新史学”、特别是“新社会史”迅速兴起，“自下而上的历史”大行其道，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主要研究对象，大量新史料得到发掘，社会科学的理论和计量方法成了“新史学”的两大支柱。总之，历史研究在思想取向、领域、题材、方法和解释各个方面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学术与政治的边界出现交叉重叠，各种政治思潮直接渗入史学领域，以致历史研究带有高度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