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强调普通民众的革命主动性的同时，“平民主义”史家怀疑甚至否认精英人物的领导作用。他们声称，在宣布独立、开放政治领域、承认平等原则等许多问题上，精英领导人往往瞻前顾后，举棋不定，只是在来自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强大压力下，才勉强采取了一些行动。历史学家爱德华·康特里曼运用“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作为“核心的组织性概念”，来研究纽约革命中的民众、委员会和激进观念。他提出，民众起事是革命前纽约生活的一部分，那些“有权威的、富裕的和有权势的人”，对不同的民众起事的态度并不一样；而且，起事者的目标和意图不同，他们后来的政治走向也有明显的分化，有的成了爱国者，有的则成了效忠派。但是，群众的行动对于推动辉格派领导人做出独立的决定，对于纽约政治社会的转变，却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50)历史学家伍迪·霍尔顿通过对弗吉尼亚革命的研究发现，这里的精英人物并非像以往的历史著作所述，是一些充满信心、带领各种下层人一起促使弗吉尼亚脱离英国控制的革命领袖；而印第安人、债务人、小商人、奴隶和小财产持有者等下层人也不是精英人物的傀儡，他们具有自主的政治意识和独立的利益诉求，正是他们给精英施加了强大的压力，并用自己争取自由和权利的斗争来推动绅士群体的反英活动，促使后者走向了与英国对立的阵营。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往所说的“建国者”，实际上不过是“被迫的建国者”。(51)
    在这种民众主动而精英被动、民众激进而精英保守的格局中，两者间的对立和冲突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过去关于殖民地居民同心同德争取独立和自由的“辉格主义”史学神话便告不攻自破。举例来说，在以往史书中，反《印花税法》斗争一直被看成是殖民地居民齐心协力反对英国的运动，而新美国革命史学则从殖民地社会内部着眼，把它解释为“普通人”反对本地权贵集团的斗争。而且，普通民众在斗争中有着很强的主动性，并不是因为有反《印花税法》大会的指引才行动的；“自由之子”只是中等阶级的组织，并未控制在街头行动的民众。虽然无论是支持英国的官员，还是反英运动的上层领导人，都极力贬低普通民众的斗争主动性，但在这次运动中，在街头行动的普通民众让那些“社会优越分子”感到“震惊、沮丧和恐惧”。(52)这就是说，精英和民众的对立，早在反英运动的初始阶段就显露出来了。随着革命的进展，精英不仅对民众的诉求表示冷漠，而且对民众的积极行动心怀恐惧，并极力加以控制、驯化和打压。(53)弗吉尼亚的情况便是如此。那里的精英致力于赢得对英国的战争，却不希望因此而改变当时的等级结构秩序。民众无论愿意还是不愿参与对英国作战，都有自己的理由。他们是为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战，也希望自己的牺牲得到应有的补偿。也就是说，他们不愿按照精英提出的条件参战，而且对于如何组织社会有着不同于精英的想法。正是这种对战争目标和意义的不同理解，在弗吉尼亚白人社会引发了严重的分歧和冲突。另外，黑人争取自由的活动也对革命动员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得白人中的奴隶主和非奴隶主之间出现分歧。于是，革命期间的弗吉尼亚形成了下层、中层、精英、奴隶等众多群体之间相互斗争的复杂局面，使独立战争变成了一场真正的革命战争。(54)对弗吉尼亚革命形势的这样一种描述，进一步凸显了民众与精英的对立和冲突，也进一步颠覆了殖民地居民万众一心追求独立的神话。总之，美国革命乃是一场众多社会群体表达和争取相互冲突的目标的革命，其内涵变得十分复杂。在革命结束时，精英取得了对民众的胜利，而民众又不肯被动接受精英对社会格局的安排，于是通过各式各样的言说和反抗，继续表达自身的诉求，从而对新宪法的制定发挥作用，并影响了革命的结局。(55)
    不过，在书写普通民众的革命经历时，“平民主义”史家难以回避这样一些问题：到底谁是普通民众？如何将他们与精英区分开来？能否把“人民”看成一个同质的整体？雷·拉斐尔在他的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真实的人民，而不是纸上的英雄，造成和延续了美国革命。”可是，他很快就发现，这个“人民”是很难作为整体来看待的，其实际成分复杂多样，利益诉求也相互冲突。(56)一项关于革命期间费城工匠活动的研究，可以作为拉斐尔看法的佐证。这位学者发现，城市工匠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与乡村居民并不一样，尤其是在批准新宪法的运动中，前者持积极支持的立场。但是，他们这样做并不是追随联邦主义者的政治理念，而是在表达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诉求：希望新宪法实施以后，他们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治权力和更多的经济利益，盼望新宪法能给城市带来经济繁荣。相反，乡村居民对新宪法大多持怀疑和反对的立场。(57)由于“人民”在构成和诉求方面的复杂性，也由于资料稀少而分散，“平民主义”的美国革命史叙事通常只能涉及一个地区或某些群体，由此得出的历史画面，难免显得零碎和模糊。
    三、边缘群体的革命
    在20世纪中期以前的美国革命史写作中，如果说普通民众的身影还不时闪现的话，那么妇女、黑人和印第安人等边缘群体的踪迹可谓更加模糊和渺茫。经过黑人、妇女和青年学生等众多群体的激烈抗争，美国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显著变化，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影响趋于扩大，并逐渐成为介入许多美国人的思考、言说和行动的意识形态。与此同时，“新史学”关于底层和边缘群体的研究范式也不断成熟。所有这些变化都在美国革命史写作中得到体现，以往长期受到忽略的边缘群体，进入了美国革命的重要角色之列；他们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活动，不管是否同反抗英国、独立建国的目标一致，都被当做“革命”的内涵。与对普通民众革命经历的阐释一样，这些关于边缘群体的研究，不仅充分肯定他(她)们在革命中的作用，关注他(她)们的诉求和活动，而且把他(她)们置于革命史的中心位置，大力强调他(她)们的自主意识以及革命对他(她)们的影响。
    相对说来，关于革命时期的黑人及奴隶制问题的研究，近期问世的论著在数量上更为可观。这与以往的美国革命史研究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纳什曾对美国学者关于黑人与美国革命的讨论做过简明扼要的评述。他尖锐地批评了20世纪中期以前的美国革命史写作，称那些作者“受到辉格史学的束缚”，一味关注白人殖民地居民建立共和制的努力，而忽视占人口五分之一的黑人的利益诉求。一般历史教科书也很少提及黑人在美国革命中的经历，即使偶有涉及，也仅限于参加美国一方的黑人，没有包括逃往英国一方的奴隶；即使零星谈到支持英国的黑人，也并未能充分理解其意义。1940年，赫伯特·阿普特克推出《美国革命中的黑人》一书，充分揭示了黑人奴隶投奔英军的事实，并把这种举动说成是和参加美国一方具有同样的意义，都是为了“获取自由”。这样就为重新看待黑人与美国革命的关系找到了新的角度。可是，约翰·霍普·富兰克林在1947年出版的《从奴役到自由》一书中，当论及革命时期的黑人时又回到了原来的范式。直到1961年，本杰明·夸尔斯才彻底扭转了这种局面。他对黑人奴隶投奔英军的现象做出了全新的解释，这一点构成其著作“最为持久的贡献”。(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