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步主义史学关于美国革命的解释路径，在美国史学界产生了支配性的影响，埃瓦茨·格林、柯蒂斯·内特尔斯和默尔·柯蒂等学者在论及美国革命史时，都采用了进步主义史学的话语方式。(14)同时，梅里尔·詹森不仅继承了进步主义史学的基本观点，而且做出了重大的推进，通过更为扎实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内部革命”的假说。他提出，美国革命绝不仅仅是殖民地和英国之间的战争，而且是享有政治特权和没有政治特权的人们之间的斗争。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少数政治寡头控制着权力，忽视民众要求，镇压民众反抗；而普通乡村居民和城镇无产者，对种植园主和商人的寡头统治进行了反抗。革命发生后，激进派首次有效地联合起来，一度占据了优势。可是在赢得独立以后，保守派就竭尽所能地消除“战争带来的政治和经济民主”。他们要求建立一个有利于商人阶级、可以控制西部土地的“全国性”政府，以防范和抵御“内部革命”。激进派则拥护《邦联条例》所创立的“联邦”政府，反对保守派制定的新宪法。因此，美国革命主要是一场“人民大众”反对“地方贵族”的“内部革命”。(15)詹森后来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调整和修正，但并未放弃“内部革命”的说法。(16)再者，他的解释不仅具有更加坚实的学理基础，而且通过他培养的一大批新一代学者而得以发扬光大。
    可是到了50年代，美国史学界涌起一股清算进步主义史学的潮流，“共识”取代“冲突”，成为解释美国历史的主题词。在美国革命史的写作中，“共识”理念表现为对革命保守性的强调，认为革命并非旨在改造社会，而只是维护已经存在的东西，因为殖民地居民早已是“生而自由和平等的人民”。用丹尼尔·布尔期廷的话说，美国革命根本就不是现代欧洲意义上的革命，而只是一次比较保守的“殖民地造反”。(17)显然，当布尔斯廷对美国革命做这样的界定时，并没有考虑下层民众、妇女、黑人和印第安人在革命时期的经历，而仅仅把革命视为英裔白人男性的事情。“辉格主义”史家虽然也把革命看成英裔白人男性的事情，把革命等同于摆脱英国统治，但是强调其反对暴政、争取自由和实行共和制的创新性，也就说，他们把美国革命视为一场真正的革命。然而，在“共识”史家的笔下，美国革命不过是一个冒用革命之名的保守事件。(18)
    不过，“共识”学派还没有来得及全面改写美国革命史，很快就成了强弩之末。随之兴起的“新左派”史学，在思想上受到各种激进思潮的滋养和激励，在学术上则与“新史学”桴鼓相应，由此启动了对“辉格主义”的新一轮冲击，并在新的基础上重塑了美国革命的激进形象。在研究美国革命的“新左派”史家中，斯托顿·林德和杰西·莱米什充当了急先锋。他们不仅注重革命中各种势力的冲突，而且把眼光聚焦在普通民众身上，林德重点研究佃农和技工，莱米什则关注海员。(19)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由“新左派”和“新史学”联手开创的研究美国革命的新路径，经过多次校正和调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激进史家。这种新路径可以说是对进步主义史学理念的传承，以这一派学者中的主将加里·纳什为例来说，他对进步主义史学怀有敬意，对梅里尔·詹森更是赞许有加，宣称读过他的主要著作。(20)不过，到纳什着手写作他的美国革命史时，受到挑战的已不仅仅是“辉格主义”的美国革命史范式，而是整个忽视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片面关注白人男性和建国精英的美国革命史写作传统。
    一般说来，早期的史家通常尽量掩饰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或者极力把特定的意识形态打扮为普遍主义主张。进步主义史家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开始倡导以今视昔的“现时主义”，并用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相对主义来为这种做法正名。(21)到了五六十年代，社会政治高度‘极化’，几乎每个历史学者都主动或被迫选取某种政治立场，于是，意识形态就成为历史学者争夺话语权的一种有力武器。同时，对兰克式的客观主义史学理念的普遍蔑视，也导致年轻一代史家毫不隐讳自己的政治和思想立场。他们把个人或团体的政治偏好带进历史研究中，从题材到解释，从材料到观点，都有某种意识形态的线索可寻。在这时的美国革命史写作中，“辉格主义”的意识形态虽然没有销声匿迹，但早已改头换面或藏头露尾，而平民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声势愈来愈大。这三股思潮交织在一起而形成一股合力，推动了对美国革命的重新界定，使之从以“建国之父”为主角的革命，变成了以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为主角的革命。由此形成的美国革命史写作范式，不妨称作“新美国革命史学”。
    二、普通民众的革命
    根据一般的说法，诞生于革命中的美国是一个现代民主国家。现代民主的基本含义，就是普通民众通过常规的合法途径，积极进入政治领域，选择政府官员，并对政府及其决策施加影响。然而，实际掌握政府权力的精英，往往对民众的政治理性和能力表示怀疑，对他们的积极行动疑虑重重，想方设法阻挠或制止他们在政治领域发挥作用。于是，民众和精英的关系，就成为美国民主的一个核心问题。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说，精英主义和平民主义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在美国社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折射在美国史学中。具体到美国革命史的写作，历来有三个问题颇受关注：美国革命是为谁的革命？谁是革命的主力？它在什么意义上是一场“民主革命”？一些带有平民主义倾向的学者，对这三个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美国革命是真正的“人民的革命”，是“人民”为了“人民”自己的革命；普通民众乃是革命的主角，他们的革命主动性推动和塑造了革命的历程；只有充分肯定民众在革命中的诉求和活动，才能把美国革命界定为一场“民主革命”。
    在这些“平民主义”史家看来，美国革命史从来就是一个民众和精英较量的战场，双方为争夺美国革命的历史记忆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不过，在很长时期里，精英凭借其权势和话语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表述美国革命的权力。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扬认为，从革命后期开始，掌权的精英群体就力图抹去革命的激进性和底层色彩，把它“驯化”为一场温和的精英革命。而且，此后精英一直没有停止这种努力。(22)历史学家T.H.布林也说，美国革命史长期只讲少数几个名人，而多数美国人都不知道“人民的故事”；可是，“要是没有人民，就不会有革命，也不会有独立的国家”。(23)因此，民众乃是革命的天然主角。不过，扬也意识到，是否讲述“人民”的革命史，与历史学家自身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一个普通人如何在历史中赢得一席之地？这与保存过去的人的政治价值有莫大的关系”；虽然民众乃是革命的主角，可是，“直到最近，职业历史学家才向普通人民打开了大门”。(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