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革命史学中，印第安人的经历长期受到忽视，其程度远甚于黑人。他们通常被视为英国的同盟者或革命的受害者，而从未进入革命的参加者之列。但是，在新近的美国革命史写作中，印第安人的活动也变成了革命的组成部分。如果说殖民地居民的革命是争取独立和捍卫自由，那么印第安人的革命则是维护部落的主权和独立，两者的意义是无分轩轾的。
    美国学者对革命时期印第安人的研究历来十分薄弱，虽然偶有著作问世，但是未足以改变这个领域的贫瘠状况。(69)在这方面具有转折意义的著作，是由在美国工作的英国学者科林·卡洛威写出的。卡洛威发现美国史学界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研究美国革命的学者对印第安人没有特别的兴趣，而研究印第安人的学者又不太重视美国革命，以致印第安人在革命中的经历一直很少有人问津。美国革命长期被看成是“白人的战争”，印第安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受重视，革命对印第安人的意义也没有得到阐释。按照正统的说法，多数印第安人在美国革命中站错了队，成了“暴政的盟友”和“自由的敌人”。卡洛威明确反对这种说法，并提出了一个解释印第安人在革命中的经历的新思路。他指出，革命时期印第安人无论站在哪一方，他们所做的事情与殖民地居民是完全一样的，都是“在一个骚动的年代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他明确提出，对印第安人来说，革命也是一场“争取解放的反殖民战争”，只不过印第安人的独立战争针对的主要不是欧洲国家，而是“殖民地的邻居”；它始于1775年之前，在1783年以后也没有结束。更重要的是，对印第安人来说，“自由”往往意味着与英国人站在一起反对革命者，因为后者的独立必定危害印第安人的土地和文化。(70)不难看出，卡洛威的解释逻辑，与夸尔斯看待黑人与革命的关系的思路如出一辙，甚至可以说将“夸尔斯模式”应用于印第安人的结果。
    卡洛威重点考察了印第安人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经历，并把这种经历与美国革命联系起来。他认为，美国革命对所有印第安人都是一场灾难；在革命后出现的新国家中，并没有“印第安人及其世界”存在的空间；印第安人参加革命的结果，不过是使他们被排斥在革命所创造的新世界之外。(71)有评论者指出，卡洛威未能很好地把握平衡，片面地关注美国人给印第安人造成的灾难，而很少提及印第安人对美国人的袭扰，其结果是用一个白人屠杀和掠夺印第安人的“野蛮故事”，取代了过去常说的印第安人袭击白人的“野蛮故事”。(72)
    除卡洛威外，另有一些学者在这个领域也有所建树。马克斯·明茨详述了革命时期大陆军对易洛魁人的军事打击，以及战后对其土地的剥夺，揭示了美国革命给印第安人造成的灾难性后果。(73)阿伦·泰勒讨论了革命期间英国人、美国人和印第安人在北部边界地带的竞争和互动，认为如果考虑到印第安人在英美之间的周旋，以及他们提出的印第安人联盟的设想，那么就不能把美国的胜利看做是不可避免的。他还强调，革命的后果对印第安人极其不利，因为边疆居民扩张土地的愿望推动了革命，而革命中建立的新共和国则致力于保护边疆白人定居者，支持对印第安人土地的剥夺。(74)纳什在他的书中也谈到了印第安人，特别强调他们面对美国革命的压力所做出的主动反应。他还提到，印第安人在18世纪60年代有一次“大觉醒”，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生活方式的价值，并决心以自己的方式捍卫自己的权力和利益。(75)这些学者的研究旨在挑战成说，强调印第安人绝非莫名其妙地“站错了队”，而是自觉地选取了一条能够捍卫其自由与独立的“革命”途径；他们绝不仅仅是革命的受害者，他们自己就是“革命者”。
    如果仅就人数而言，妇女无疑是美国革命中最大的一个边缘群体。相对于黑人和印第安人，妇女在美国革命史学中的境况要略为有利一些，因为许多革命史著作通常会提到妇女参加或支持革命的事例，描述妇女在抵制英货、战争筹款、照顾伤病员、刺探敌情和写作宣传品方面的工作，并充分肯定她们对美国革命做出的贡献。但是，到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状况也不能让美国革命史家满意，尤其是一些女性历史学者，力图重新解释妇女在革命时期的经历。她们通常带有女性主义倾向，从几个方面同时着手，全面改写了革命时期的妇女史。她们进一步肯定妇女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详细讨论妇女在革命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境况，谴责革命对妇女解放的“背叛”，同时也强调革命对女性意识的触动以及对此后妇女抗争的影响。这些学者出于女性主义的视角，特别关注革命给妇女角色和女性意识所造成的种种变化。
    这些女性学者通常把自己的研究定位为妇女史，她们的眼光往往超出了一般的美国革命史。她们把从殖民地建立到建国初期作为一个整体的时段，而将美国革命视为期间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以此来讨论它对于妇女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妇女史学中有一种通行的观点，认为从殖民地时期开始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就比较高，家庭生活一直为抵御外在世界的风险提供了安宁的港湾，直到工业时代来临这一局面才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美国革命对妇女并没有多大的意义。1980年，玛丽·诺顿和琳达·克尔伯同时推出了各自的重要著作，对以往的早期妇女史框架发出了有力的挑战。(76)
    诺顿出自美国革命史大家伯纳德·贝林的门下，早年曾研究革命时期的效忠派，对于革命中的失败者怀有特殊的同情。后来她转向早期妇女史研究，对这个领域的许多成说加以质疑，尤其是否定了殖民地时期是妇女的“黄金时代”、是工业化造成了妇女地位下降的说法。在她看来，这种说法人为地拔高了殖民地时期妇女的地位，而对美国革命的影响则缺乏充分的估价。据她的研究，关于女性的角色和规范，在革命前就有鲜明的界定，社会(包括男性和女性)普遍相信女性较男性低劣，而妇女的自尊意识也不强烈。以往有学者也曾论及美国革命对妇女的影响，但其结论是影响并不大，即便有影响也是负面的。实际并非如此。美国革命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性别关系格局，没有明显提升妇女的地位，但它对妇女产生了“难以抹去的影响”，从许多方面改变了妇女的生活。这种影响主要不是显现在法律和政治等公共领域，而是在私人领域，具体反映在家庭组织、个人志向、自我评价的变化等方面。妇女在革命中参与和观察了反英运动的各种活动及仪式，这对她们的思想意识有所触动；一旦经济抵制发生，妇女的家庭制作活动就具备了政治意义，从而使政治领导人留意到家务领域，改变了以往对女性角色的低下定位。而且，在革命年代，女性领域的边界也发生了变动，妇女开始主动介入政治，还有人提出了建立全国性妇女组织的动议。独立战争爆发以后，男性奔赴战场，白人女子不仅要承担家庭事务，而且还要处理从前不得涉足的公共事务。战争结束以后，受战时经验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美国的男子和妇女都开始反思关于女性特性和角色的负面观念，越来越多的家庭出现了较为平等的婚姻关系，父母对子女教养和婚姻的专断程度有所减轻，妇女的教育也开始受到重视。诺顿写道：“在革命前的世界里，没有人曾费力去界定家庭生活：私人领域看来是不重要的，而且妇女也难以逃离她们无法摆脱的命运。在革命后的世界里，家务和家庭的社会意义得到了承认，同时妇女也开始能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她的结论是，虽然对妇女来说“美国革命的遗产”是“含混的”，但是革命的平等话语为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提供了语汇，共和主义教育也培养了最初的妇女领导人。(77)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革命也是一场妇女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