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什如此推崇本杰明·夸尔斯的学术贡献，当然是有充分根据的。夸尔斯最富于启发意义的地方，在于提出了一个理解黑人在美国革命中的经历的新思路。他的看法基于这样一个前提：黑人并非忠诚于某个地方或某个群体，而是忠诚于一个原则，即自由；只要能迅速给黑人奴隶提供自由，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值得黑人的积极响应。黑人之奔向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的麾下，跟力争脱离母国的白人居民一样，也是出于对自由的同一种热爱。黑人没有大规模进入美方阵营，是因为革命领导人迟迟不愿武装黑人。稍后，一些州先后采取了征募黑人参加民兵和军队的措施，事实证明黑人也十分愿意拿起武器，而且很快就接受了“1776年精神”。参战使一部分黑人获得了自由，同时也激发了美国社会的废奴情绪。然则更多的黑人是通过参加英军而获得自由的。1779年，英军总司令亨利·克林顿发布公告，赋予所有加入英军的黑人自由。战争结束时，许多黑人随英军一起撤离。同时，革命时期的经历也给黑人指明了一条通向自由的道路。(59)
    后来，夸尔斯又发展了他在《美国革命中的黑人》中提出的思想，对黑人在革命中的诉求和活动做了更透彻的解释。他提出，黑人奴隶长期怀有“对自由的渴望”，独立战争的爆发则进一步激发了他们对自由的向往。虽然黑人内部也存在地域和身份的差别，但他们追求自由和平等的目标却是共同的。对于白人来说，他们反对英国只是为了维护已经享有的自由和权利，这种意图使得独立战争具有保守性，抑制了其中潜在的革命性；但是对于黑人奴隶来说，独立战争则是一场争取自由和平等的真正的革命，“不自由毋宁死”这样的口号，对黑人奴隶具有更为特殊的涵义。也就是说，正是黑人的激进意识和自由诉求，才使独立战争成为了一场真正的革命。虽然黑人争取平等的希望没有实现，变成了一个“延迟的梦想”，但是革命增强了黑人的自由精神和团结意识，推动了他们争取自由的斗争。(60)
    可见，夸尔斯提出的是一个解释美国革命史的新框架。在这一框架中，不仅黑人参与对英作战的贡献得到了充分肯定，而且他们投奔英军的行动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这一框架挑战了长期通行的美国革命史写作，也意味着思考美国革命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能用是否站在独立阵营作为判断革命者的标准。此后关于黑人、奴隶制与美国革命的研究，基本上都在这一框架中展开，由此引起了对美国革命的内涵和性质的深刻反思。根据夸尔斯的逻辑，对自由的向往，而不是对独立的支持，成为理解黑人在美国革命期间的诉求和活动的关键。英国当局和英军采取武装黑人、解放奴隶的措施，旨在打击美国的革命力量，原本是一种“反革命”的手段，但是在夸尔斯的框架中却被称作黑人的“革命”。在这一点上纳什说得更明确：“弗吉尼亚许多主要白人革命者”的奴隶，纷纷逃往英军阵营以“寻求自由”，因而变成了“黑人革命者”。(61)这种说法中所包含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但在新美国革命史学的思想取向和学术理路中，这种矛盾却获得了貌似自圆其说的解决。
    不过，对于研究黑人的美国革命史家来说，仅仅承认黑人在独立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还不足以凸显黑人在革命中的经历以及意义。他们极力强调黑人的活动对革命的全局性影响。历史学家西尔维亚·弗雷指出，对“南部的革命斗争”而言，“黑人解放运动”具有中心地位；虽然这场运动最终失败，但是黑人的“革命潜力”却并未消失，他们在独立战争以后的时期开展了争取“文化权力”的斗争。他还特别提到，仅仅是黑人奴隶随时准备参加公开反叛这一点，就给南部的革命提供了动力。(62)在有的学者看来，独立战争期间和共和国初期的少数黑人活动家，可以叫做“革命的黑人建国者”(Revolutionary Black Founders)，他们的历史地位可与亚当斯、富兰克林、汉密尔顿、杰斐逊、麦迪逊和华盛顿等“白人建国者”相提并论。这些“黑人建国者”的目标，在于为黑人建立一种“指导其超越奴役生活的基础结构”，并发动“一场反对种族不公的道德革命”。(63)纳什更是提出了“黑人革命”的概念。他写道，在美国革命期间，费城的自由黑人急剧增加，成百的奴隶主释放了自己的奴隶，还有黑人奴隶自行摆脱了原来主人的束缚，同时宾夕法尼亚的革命政府也制定了逐步废奴的法令，因而可以说，“在战争年代所有各种事件的复杂交互作用中，费城黑人发起了他们自己的美国革命，并在这个过程中，为新国家最大、最活跃的自由黑人社会奠定了基础”。(64)
    黑人在革命时期所有活动的主旨是争取平等和自由，但革命的结果却使他们遭到了“无情的背叛”。最突出的表现是，奴隶制未被废除，黑人没有获得平等和自由。在美国史学界，关于革命期间奴隶制的存废问题，曾有所谓“失去的机会”之说。持这种看法的历史学家，前有温斯罗普·乔丹，后有纳什。纳什对此做了更加系统的阐发。他相信革命时期存在废除奴隶制的各种有利条件，因为革命时期反奴隶制的情绪高涨，最强烈反对废奴的下南部由于地理位置危险，并不敢出于对废奴的愤怒而轻易脱离联盟；其时“环境主义”思想盛行，许多人觉得奴隶的低下地位是社会条件造成的，而非他们天生如此；西部土地正在开放当中，可以用来补偿解放奴隶的损失，公众也相信西部土地有助于巩固国家和安置被解放的奴隶。然则在这么多有利的条件下，革命者却没有解放奴隶，这无疑是他们的“悲剧性失败”。因此，北部应对未能解放奴隶负重要的责任。(65)
    此前，历史学家戴维·戴维斯就“失去的机会”说提出了不同意见。在他看来，这种说法转移了对革命时期废奴原则的内在缺陷的认识，而这种缺陷是不可能通过立法者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来弥补的。如果黑人不作为一种重要的军事力量参与革命，革命就不可能开辟全面解放奴隶的道路。他进而提出，历史学家往往低估了革命期间奴隶制的经济势能，也过高地估计了上南部废奴情绪的力量，而没有看到即便在北方废奴也面临巨大阻力。(66)在纳什之后，道格拉斯·埃杰顿也不赞成“失去的机会”说。他认为，虽然革命激发的共和主义意识和战争中出现的混乱都削弱了奴隶制，北部诸州也逐渐废除了奴隶制，但是没有任何地区承认黑人是公民，或者允许他们投票；而且，“白人爱国者”在获得独立后，在整体上从《独立宣言》的原则后退，借助“压榨”黑人奴隶来重建其受到战争破坏的经济。于是，黑人在革命期间激发出来的自由理想，最终归于破灭。所以不能说，革命精英的“平等理念”为奴隶制的最终废除奠定了基础。由于建国一代未能实践革命的原则，不仅使那些争取自由的黑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且也让约60万年轻的美国人在内战中丧生。(67)也正是由于上述情况，才出现历史学家艾拉·伯林所说的一个悖论：美国革命一方面“标志着自由的新生”，另一方面又“启动了奴隶制的大扩张”。(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