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曾谈到，研究美国革命的学者通常从两个方面来使用“激进主义”一词：一是指“自由之子社”和塞缪尔·亚当斯等人所持的激进主张，二是指关心“谁来在国内统治”或争取个人自由的不自由者的诉求和活动。(100)他接着提出了自己对激进主义的新理解，认为革命时期存在多种激进主义：有产生于“潘恩的《常识》所体现的希望”的激进主义；有战争年代士兵、海员和奴隶懂得了“摆脱屈从的经验”所带来的激进主义；有八九十年代因“期望未能满足而产生的失意”所引起的激进主义。所有这些激进主义都产生于社会的底层和边缘，都对精英群体构成冲击，从而促使他们缔造或稳固了对自己有利的体制。(101)纳什则进一步发展了扬的观点，声称自己使用的“激进主义”一词，是指“倡导整体改变和猛烈转型的主张，这种主张植根于某种对更好未来的理想生活的憧憬，而那些在与大不列颠的争执不断发展过程中对所经历的情况最为不满的人们，正是抱有这样的想象”。他接着说，这种激进主义的内涵包括重新分配政治、社会和宗教方面的权力；摧毁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抛弃“保守的精英思想的根深蒂固的模式”；“拉平社会”以缩小顶端和底层的差距；终止奴隶制和边疆居民为了土地而杀戮印第安人的企图；满足妇女实现公共表达的愿望。而且，这种激进主义与“用民主改造社会”的“多种面目的运动”相联系，只有这种激进主义才是“真正的激进主义”。(102)显然，纳什所说的“激进主义”是一个“复数”，涵盖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各种主张和行动，所针对的是一切社会上层精英，不论这些精英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也不论他们是革命的领导者还是革命的对立面。
    可见，按照新美国革命史家的理解，如果说美国革命是一场激进的革命，那么只有对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来说才是如此。诚然，在以往的革命史中，这种“激进主义”并非完全没有人提及，但它只是作为“主角故事”的陪衬，其“潜台词”无异于说它在革命中遭到了失败，难免于被边缘化的命运。然则新美国革命史家特别强调，代表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激进派，在革命中的确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采取行动推进了革命运动；虽然他们有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但是迫使革命精英做出让步，采取了一些违背其本来愿望的举措。因此，在讲述革命时期的历史时，如果仅只关注那些知名的领导人，而不包括“来自下层的激进冲动”，就只能导致一种“有缺陷的、被删节的历史”。(103)
    进而言之，对“人民的革命”和“革命激进主义”加以重新界定，与美国革命史学中长期流行的“双重革命”(104)说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很早就有史家注意到，美国革命实际上是由两场交织在一起的运动所构成的，一是反对英国和争取独立，一是建立一个共和主义的新社会。不过，只有在进步主义史家那里，“双重革命”说才成了一种明确的说法。卡尔·贝克尔指出，美国革命乃是两场运动的结果，一是争取自治和独立的斗争，即“争取内部自治”；一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即解决“在内部由谁来自治”的问题；而且，后一场运动更为关键。(105)也就是说，美国革命既是一场殖民地从英国争取统治权的革命，也是北美社会内部不同力量争夺统治权的革命。詹森沿袭了这一思路，用“外部革命”来指前者，用“内部革命”来指后者；而且，他集中研究的是后者。“老左派”史家受到进步主义史学的启发，也持类似的看法。赫伯特·摩累斯在1944年提出，“第一次美国革命”乃是两个运动的结合，一是争取“自治和国家独立”的运动，一是“美国人民”中间争取“更加民主的秩序”的运动。在讨论劳工在革命中的双重目标时，菲利普·方纳借鉴了摩累斯的说法，认为一方面劳工和其他人一起争取“国家独立”，另一方面劳工和其他民众一起争取“更为民主的秩序”；他们实现了第一个目标，在第二个目标上却遭到了失败。(106)可见，“老左派”史家的“双重革命”说，与进步主义史家已略有不同：他们把争取独立的革命看成精英和民众的共同努力，而把争取民主秩序的革命视为民众反对精英的运动。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新美国革命史学的“双重革命”说的先导。
    在莱米什的论著中，新美国革命史学的“双重革命”说出现了雏形。他提出，美国革命实际上包含两场革命，即精英的革命和底层民众的革命。(107)纳什基于对美国革命“议程表”的复杂性的理解，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双重革命”说。他认为，虽然革命时期的美国人都立志要“创建一个新世界”，但这个“新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不同的人群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就使得美国革命不是一场单一的革命。革命可以划分为两个层面：上层是温和而保守的精英革命，下层是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激进革命。(108)泰勒通过对边疆地区事变的考察，也发现了美国革命的这种两重性：“有财产和有地位的绅士”把革命看成是“实现国家的独立的战争”，并要把对政府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普通民众则认为，革命意味着保护“小生产者”不受“有钱人”的侵害，他们追求的革命是要使他们获得和占有自由持有土地的最大化。(109)在布顿看来，独立后革命精英的政策与当年英国的政策很相似，而革命后期普通民众反抗革命精英的压迫的斗争，与当年的反对英国压迫一样具有激进革命的性质；因此，美国革命既是殖民地反抗英国压迫的革命，也是普通民众反抗国内精英压迫的革命。这样一来，一部美国革命史，就变成了一个普通民众争取和捍卫“民主”、而建国精英背叛和压制“民主”的故事。(110)埃里克·方纳也把美国革命说成是一场双重斗争：争取独立，并决定独立后美国应当是一个什么社会。(111)
    从对“人民的革命”、“革命激进主义”和“双重革命”的重新界定来看，新美国革命史学实际上构建了一种精英和民众二元对立的革命史观。据这些史家的看法，民众与精英的分歧、对立和斗争，构成美国革命的“主旋律”。一方面，在革命的历程中，精英领导人对《独立宣言》中的平等理念做了狭隘的理解，没有做出“更人道、更民主”的选择，因为他们不希望发生社会革命。那些起草和签署《独立宣言》与联邦宪法这两个立国文献的人，大多“反对大众民主和社会平等”。他们中的许多人拥有奴隶，不少人对民众的政治诉求和行动大加抨击；他们虽然在《独立宣言》中承认“人民”有权利“改变或废除”政府形式，但他们在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政府之后，却不再允许“人民”“改变或废除”他们创建的政治结构和秩序，毫不留情地镇压民众的“政治反叛”。另一方面，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则力图把《独立宣言》的原则贯彻到精英“不想去尝试的生活的其他方面”，极力改变现存不平等状况，“把政府结构激进化”。如果说精英领导人乃是“传统的建国者”，那么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就是“革命的建国者”。后者大多是名副其实的激进派，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当时的社会或政治体制。他们使革命离开了“传统建国者”所希望的方向，“使革命变得更加革命”。联邦宪法的制定同样是一场民众和精英之间的激烈斗争。普通民众和政治精英对独立后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截然不同，所提出的政治诉求也是针锋相对的；可是，政治精英却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了一个比各州政府更加远离民意、更倾向于富人的全国政府，虽然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果，但却付出了沉重的政治代价。(112)就思想取向而言，这种民众与精英二元对立的史观显然旨在颂扬民众而贬抑精英，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根据这种史观，民众既然处在现存秩序和权力体制之外，那么他们的主张和行动，无论手段和后果如何，都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而精英地位优越，总是怀有自私的目的，对民众抱有疑惧和敌意，并利用已掌握的权势来谋取更大的利益，从而损害民众的利益。可见，新美国革命史学在夸大民众的作用和影响的同时，总是把精英的动机和行动加以“妖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