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列强围绕中国舞台展开的角逐更趋激烈，舆论工具成为其用以侵略中国的无形利器。列强无不想方设法以各种形式操纵中国舆论，混淆是非，造谣惑众，挑拨离间，为自身利益代言，为本国侵略政策辩护。近代日本政府也早就意识到了舆论的重要性，在甲午战争前后就有组织地操纵舆论为侵华辩护。①通讯社是20世纪初叶才被介绍到中国的新式传播工具，影响力远远超过报纸。日本外交机构不失时机地盯上了这一特殊舆论工具，试图通过它来操纵舆论，东方通信社便是这一阴谋的产物。
    对于东方通信社，已有研究充分评价其特殊地位，认为它是“日本在华设立通讯社之始”。②在近代日本外务省对华宣传战政策转换中，它的建立使外务省的对华宣传由对单个“报刊操纵”，发展到对多数报刊的同时操纵，并且“可以说形成了以通信社作为对华收集情报和对华宣传的根干体制”。③不过，对于这一在日本近代对华宣传战中如此重要的机构，国内外研究都未对其“全貌”进行过综合考察。国内相关研究提到该社时基本上几句话带过，大多含糊其辞，甚至有误。④
    本文主要借助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等所藏史料，披露东方通信社成立和发展的过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其被赋予的功能以及发挥的作用，揭开近代日本官方利用媒体对华进行宣传战和谍报战的冰山一角。
    一 东方通信社概况
    东方通信社(下文简称“东方”)1914年10月成立于上海。对于该社的由来，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明1915年10月给外务大臣石井菊次郎关于对华新闻政策的电函中有所说明：“东方通信社由有吉总领事发起，宗方小太郎经营。”关于成立的目的，有吉在同一封电文中说，当时有关日本的新闻等都是由路透社提供给中国报纸，“有鉴于此，我方也应从事此种通讯事业，尽可能介绍我真实情况，或者传递对我有益的报道。”⑤在1917年12月的报告中，有吉说得更明确：“(1)将我方实情提供给中国各报纸，防止误解，乃至供操纵之用。(2)通过以上措施，与汉字报纸等联络接近，渐渐得操纵汉字报纸之便。(3)充分灵活利用配置在此的驻在人员，同时，以通讯社为中心在民间活动，以便培养能够接近中国在野有志之士的贤能人物。”⑥概而言之，就是通过它“操纵”中国各类报刊，影响舆论。
    至于让宗方任社长出面经营，有吉1915年10月的那一封电函也有交代：“相信以该社为中心作为此事业的基础，有利于与中国报界相关人士交往接触。故委托宗方开办和经营该社。”⑦民办的日本通讯社易于接近中国报业同行。作为“大陆浪人”的代表之一，宗方1884年就作为《紫溟新报》的通讯员来华，后来参与荒尾精组织的情报活动，甲午战争期间起一直为日海军收集情报，深得日本官方信任，1896年在汉口创办《汉报》，名噪一时，⑧1897年作为主要策划者又创办了《闽报》，1907年还参与《时报》事务，1911年靠外务省支持更是在上海创办“支那研究所”，俨然一介报人和研究者。⑨更重要的是，主张以舆论扩张日本国益的宗方来上海后，一直调查上海报业发展状况、各报纸及主办者的历史、政治背景、对日态度等，并且形成报告上呈给上海总领事有吉，⑩可以说对上海报业了如指掌。委托此人来办通讯社，顺理成章，不会引起各方怀疑，同时也可以发挥他的办报经验，更可以利用他对上海报纸的了解和在中国建立的各种“人脉”关系，与中国报社顺利建立联系，开拓业务。
    东方成立之初，所有资金都来自上海总领事馆的“机密费”，规模很小，上海总社只有宗方和波多博两人；东京仅设通信员一人，即《时事新报》记者鹫泽，负责向上海发送电讯；在北京、济南也各设一名通信员。上海的总社使用他们发来的电讯，翻译成汉语和英语，以中、英、日三种语言提供给当地的中、英、日文报纸。为扩大稿源，通讯社还与上海的两家日文报纸《上海日报》和《上海日日新闻》交换电讯，并且作为东方的电讯提供给中国报纸。
    东方创业后并不顺利，“其创办之初，日德战端已开，中国人心动摇，由于在华德国人巧妙的新闻政策与中国人的恐日症，对我帝国的诽谤猜疑迭出，反日感情达到顶点”。(11)加上欧战新闻材料很多，中国报刊几乎不登载日本通讯社提供的新闻。东方为此采取了不少对策，才逐渐打开局面，争取到了一些中文报纸登载东京电讯。
    1915年日本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后，中国“排日”声浪渐高。面对这一形势，日本政府进一步体会到对华舆论宣传的迫切性。外务省多次召集其在华舆论机关的代理人，如北京《顺天时报》和奉天《盛京时报》的主办者以及宗方等人开会，商量如何充分整合各方资源进一步对华舆论宣传。有关东方，外务省决定扩大规模，增添人手，增加东京发给东方的电讯，并且由东方开始向北京、广东、汉口、济南等地提供电稿，同时以上各地也向东方提供当地的电讯或通信稿。为此，外务省还增加了各地与东方之间来往的电报费、上海增员费和各地通信员费。东方一年的运营费因此达到两万多日元，(12)全部由外务省承担。(13)
    因为得到外务省的全力支持，东方开始迅速发展，1916年5月首先将东京通信员增至两人，增加发往中国的电讯，同时开始与奉天的《盛京时报》和北京《顺天时报》合作，互通电讯，并且向南京派驻通信员，在汉口成立分社。这样，加上北京、奉天分社，分社发展到三个，通讯社可以接受东京、北京、奉天、汉口、南京、济南六地来稿，稿源大大扩大。
    汉口是辛亥革命的策源地和中部重镇，在传播信息方面地位重要，宗方曾经在此长期活动，对此深有了解。1916年5月汉口分社正式运营，由《汉口日报》经营者冈幸七郎负责。由于汉口领事馆指示免费向一些中国报纸发稿，加上是“在当地唯一的通信社，尤其是诸如中国报纸没有来自各地的丰富电讯，因为有不少方便，现在都接受鄙分社提供的电讯”。(14)
    1916年9月东方上书外务省要求设立独立的北京分社，理由是“有必要与有着政府机关报之名的《顺天时报》切断关系，以鄙分社独立的名义进行一般活动，阐明是纯民间经营的通信社”。(15)当时北京正出现办报热，东方觉得撇开日本政府御用色彩明显的《顺天时报》，以民营的形象更能乘机开拓市场。寺内外务大臣不仅批准，而且还增加了对北京的补助。东方于1917年2月脱离《顺天时报》，在前门正式成立分社，设专职人员3人，向北京的报纸提供来自上海、汉口、奉天等地的电讯，同时也向上海和奉天等地发送电讯。
    随着各方面形势的变化，1918年3月上海总领事有吉又上书外务省，要求改革和扩大东方业务。有吉认为南京政治地位迅速下降，可撤去通信员；同样，在日本影响越来越大的东北，可将奉天分社改为通信员；节省的费用，则可以用来新设广东分社，从北京向汉口发送电讯，增加上海总社和北京分社经费。
    对于设立广东分社，有吉认为广东“是南方政治经济中心，并且历来是反日的根源所在”，设立分社“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四大中心地北京、上海、汉口、广东置于鄙社的通信网中，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覆盖中国全国的舆论界(事实上中国各省报纸都摘录此等四大都市的报纸，或者转载而办报)”。(16)加上广东一些报刊主动与东方洽谈转登电讯事宜，有吉认为机不可失。外务省6月同意其建议，并且就设立分社一事电令驻广东领事负责监督执行。
    天津是北方舆论重镇之一，继广东分社之后，东方又在此设分社。(17)这样“至1919年左右，通过在中国主要城市设分社、支局乃至派驻通信员，‘东方’的通讯网基本完成”。(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