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东方开始只设了一个通信员，效果不佳，1915年将业务委托给《顺天时报》，取得了一定效果。袁世凯死后，北京新报不断出现，但大多完全靠登载电讯，《公民日报》、《新民报》、《真共和报》、《晨钟报》都提出使用东方的电讯。东方看准此时机在北京成立分社，增加人手扩大市场，至1917年底，使用其电讯的北京中外报纸达14家。(28)另据1917年底日本驻北京公使报告，北京登载东方电讯的中文报纸有《北京日报》、《中华新报》、《公言报》、《大中报》、《晨钟报》、《国民公报》，并且这6家“汉文报纸在北京最为有力”。(29)
    东方的电讯不仅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获得了市场，而且开始向以上都市周边省份延伸。据1916年的东方给外务省的报告称，随着影响的扩大，重庆的《商务日报》、江西的《江西民报》、云南的《滇南日报》以及四川的一些报纸都来洽谈转登电讯事宜，而福建、浙江等地的报纸也转载上海中文报刊上东方的电讯。(30)
    广东是南方舆论重镇，在东方设立分社前已有报纸转载东方电讯。1918年1月，广东《中华新报》社长容伯挺致函东方总社要求直接与东方建立业务关系，而一些政要也希望东方能与广州报纸建立业务往来。因此，可以说在设立广东分社前，东方已经影响到广州。
    对于东方“操纵”舆论产生的效果，1917年12月上海总领事有吉的报告认为，因为东方电讯等“公平且精确受到欢迎”，各地很多中国报纸都刊登其电讯，“直接间接防止了对我方的误解，乃至有助于政策之处也不少”，达到了“将我方实情提供给中国各报纸，防止误解，乃至供操纵之用”的目的。(31)宗方1917年末报告说，甚至有人称其为“东方路透社”，同时还特地剪贴了美国《纽约星期六晚报》的一篇有关列强在远东新闻政策的文章，说明了东方已经受到世界关注。该文章说：“日本人在好多年中都勤奋提供与天皇有关的思想和立场，为中国准备了友好的小小新闻服务。因此，东方通信社被发现为中国人提供着全世界的‘公正’新闻。”(32)连太平洋彼岸都注意到了东方的活动，其宣传的效果确实不小。不过，从此文还可以看出，其操纵行径也同样为彼岸知晓。因为文章对其积极宣传“天皇思想”的操纵行径充满了嘲讽的口吻，甚至在“公正”两字上直接打了引号。为了表功，同时为了获得外务省的全力资助，各地领事等给外务省的报告，肯定会夸大东方的影响和宣传效果。对于它在这方面的实际影响还有待今后深入研究，但从以上英文报纸的评论看，在宣传方面，东方做到了不遗余力，甚至还很露骨。
    综上所述，以“宣传战”为宗旨建立的东方通信社，早期的精力几乎都投入在舆论操纵上。在外务省全力资助和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具体领导下，作为这一时期外务省在中国主办的唯一一家通讯社，东方依靠其分布于中国南北各中心城市的通讯网，打着民办的幌子，也确实获得了大量有影响的用户，发挥了操纵舆论的功能。据此而论，它是日本官方这一时期在华进行宣传战效果最大影响最广的机构。
    三 后期功能：外务省在华重要的情报收集机关
    1920年，东方直属外务省情报部经营，自此至1929年，可以视为东方发展的后期。东方后期的功能发生很大转变，成为外务省在华收集情报的重要组织。
    促使其功能转变的是外务省对它的定位。1920年9月30日，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以《东方通信社扩张之件》为题，通电驻华各使馆说明新东方的成立情况。电文一开始就说：“东方通信社一向由外务省出资，表面上属于上海的宗方小太郎个人经营的事业。该社运营至今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然而当今中国国内形势日趋险恶，我对华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预测局面的推移。面临此现状，燃眉之急是需要进一步强化谍报与宣传事业，由此窥知与中国时局发展相关的准确实情，以资我对华政策的制订和运用。同时消除中国官民对我国误解，使其周知我公正的态度。”由此可知，新成立的东方通信社具有“谍报”和“宣传”两大使命。不过，从电文接下来的内容看，使得外务省感到燃眉之急的并非宣传，而是情报的收集和传递。因为“最近中国排日风潮愈加猛烈，对于迅速对抗它的宣传事业来说，最需要的是尽可能迅速把握中国各地排日言行的实情”。但是由于各地领事馆人手不够、领事馆的新任官员不熟悉密码发报，加上领事馆电信员不足等原因，外务省往往不能及时全面获得情报，“往往难以立刻制定对策，最为令人遗憾”。相比之下，外务省认为在及时全面收集、传递情报方面，东方通信社的优势正好能弥补其不足。首先，用通讯社的名义可以堂而皇之公开收集情报，比外务省专门派遣人员，或指使领事馆职员来得方便安全，极富隐秘性；其二，东方在中国各地业已建立网点，是现成的情报收集站；其三，利用通讯社的名义可随意向未设领事馆的城市扩大情报点，广泛收集情报；其四，可以用明码发报，迅速传递情报；其五，东方已经有一批擅长收集情报的专业人员。因此，外务省对于东方的期待更在于情报收集方面。(33)
    促使外务省注重东方情报功能的，还有东方通信社的宣传作用正在减弱这一客观原因。东方建立之时，中国真正的通讯社极少，使其得以“应运而生”，顺势发展。但此后数年，通讯社大增，1919年仅上海就有中外通讯社12家，(34)不仅有中国人自己办的，1920年前后还有日本的另一家发展势头强劲的“日本电报通信社”开始在中国扩张。(35)东方在日本国内并没有收集新闻的网点，在获取日本国内新闻方面，根本无法与“日本电报通信社”等抗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报纸获得电讯的渠道越来越多，选择余地越来越大，东方成立之初的优势早已消失。
    因此，新成立的东方，尽管仍需要继续向中国的报社提供来自日本等地的电讯，但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外务省的情报收集机关，而分布于在哈尔滨、奉天、吉林、北京、天津、济南、青岛、上海、南京、汉口、福州、厦门、长沙、重庆、成都、广东、昆明、长春、大连的分社或通信员，实际上就成为外务省在中国的情报眼线。
    在情报人员方面，情报部除了依旧利用东方原班人马外，还招揽了一些中国通，任命水野梅晓(36)为首任东方调查部长便是典型之例。各地任用的通信员，往往也是有丰富谍报经验的“民间人士”。以厦门为例，据日本驻厦门领事馆介绍，通信员酒井市太郎“在当地居住30年，在中国官界和实业界有很多知友，亦担任本领事馆和陆军的谍报工作”。(37)由此可知，酒井完全是一个老到的情报员。
    自此，各分社和各地通信员以收集情报为中心展开活动。以广州分社为例，该分社的任务甚至只是向东京总社发电讯报告中国情报，而不用像过去那样专门接受东京等地的电讯分发给当地报纸。20世纪20年代初，广东成为中国的政治和军事的重要舞台，获得这里的情报对掌握和预测中国政治和军事的变化至关重要。这一时期，广州分社发给东京总社大量电讯报告当地状况。以1922年5月14日至6月23日为例，短短40天发出的电讯为49份，(38)基本上都是孙中山等军政要人的动向、言论以及广东军政人事变化、各派矛盾、军队的动向与军事行动、政局的变化等。其消息来自政府公告和军政要人，可靠程度都很高，成为日本政府及时了解广东军政动向的重要情报源。
    对于调查掌握的中国情报，除了以电文方式随时发给外务省外，东方自1921年2月起每月发行两期《东方通信》分发给日本政府相关部门。1921年10月起至1924年6月，东方又编辑发行月刊《支那时事》供一般日本人了解中国“时事”之用，每期的内容有“时局解说”、“论调与倾向”、“时事要闻”、“外交”、“内政”、“财政、经济”、“交通、通信”、“教育、劳动”、“各省状况”、“各地来电提要”等，在日本“作为当时有权威的刊物受到欢迎”。(39)此外，东方通信社调查部还编辑发行过很多中国各种专题的日文小册子，如《支那财政困难之现状》、《支那之变局》。1921年华盛顿会议期间，为了使与会日本代表更准确地掌握中国情况，使日本政府及时了解中国南北官方和民间的态度、对策以及中国舆论，调查部特地编辑《中国问题解说》发给日方代表，同时编辑《太平洋会议与支那》供政府参考，充分发挥了其收集情报的优势。
    据此可以认为，1920年后的东方完全成为日本外务省在华收集综合情报的得力机构，在情报收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