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东方迎来发展的转折点。该年4月外务省成立情报部统一对外情报和宣传工作，“情报部成立后的第一个工作是设立新通讯社(1920年8月)。新通讯社采取了扩大东方的方式，但实际上是情报部直接统辖的与前者毫不相关的通讯社”。外务省将东方通信社完全收归情报部经营，内部组织结构、经营内容和规模等均被更新。但是为了隐瞒真实身份，情报部仍然沿用原名，“对于中国方面，依然声称将总部设于上海，以宗方为社长，是民间数个有实力的实业家个人后援下成立的民间事业。”(19)
    新机构的总部设于东京，以伊达源一郎为主管负责经营。总社下设总务、通信、通报、调查四个部，在北京、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奉天设分社，在哈尔滨、吉林、济南、青岛、福州、厦门、南京、长沙、重庆、昆明、成都设通信员(后来又增加长春、大连)。总社或分社由职员、特聘人员、雇员组成。情报部长直接负责各种人事、财务预算和支出。外务省每年分四期向东方提供平时的运营费用，同时也提供临时调查和谍报费用。
    改制后的东方规模迅速扩大，仅北京、上海、广东、汉口、天津分社每月的预算合计就达到近5万日元，北京、上海的各种人员分别达到18人和16人。各分社的具体工作有五方面，即书面通讯、公报电讯、公报外电讯、各分社及通信员间互相通讯、各种调查。在通讯工作中，“公报电讯为本社重中之重”，为中国报社提供通讯仍是其业务之一。在收费方面，总社制定了一定的标准，不过根据各地的状况，经过社长允许可以免费提供。
    1926年，外务省决定将东方与另一家日本御用通信社--国际通信社合并，成立“日本新闻联合社”。合并理由是充分整合和利用各方面资源，但很可能跟东方内部存在各种问题有关。1924年5月情报部第一课长藤田曾奉命调查东方各分社存在的问题。藤田调查后发现各分社在与总社、当地使馆、日方报社的联系和管理等方面矛盾很多，各分社领导人选、工作效率、人员待遇等方面也有明显弊端。为此他提出了12点整改建议。(20)建议落实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估计这些问题已经深深影响到各方工作，要不然调查部是不会派人专门调查的。
    不过由于国际通信社与路透社有约在先，中国由路透社提供电讯，自己不得插手。这样，新成立的日本新闻联合社就不能向中国发布新闻，只能暂缓开业。东方因此仍保留名义继续存在。1929年日本新闻联合社与路透社签订新协议正式运营后，东方才关闭。
    根据以上史实可知，东方成立后虽然打着民营的幌子，实则上是由上海总领事有吉发起，其后的经营和发展完全受上海总领事馆和外务省领导，经营的所有费用也均来自外务省，1920年后更是成为外务省情报部设在中国的直属机构。东方自始至终就是一家肩负政府使命的日本官办媒体。
    二 刚期功能：外务省在华最大的舆论操纵机关
    如果对东方发展史进行分期，1914年到1919年可以视为前期。这一时期，它由上海领事馆具体领导，主要功能是操纵舆论。
    早在东方出现之前，日本外务省曾在1905年尝试通过“日本电报通信社”向中国的日系报社等提供新闻稿，对华展开宣传活动。由于通信社规模小，没有经验，无法与路透社竞争，未能获得预期效果，加上政府精简财政，1913年6月外务省完全停止以上活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尤其是同年8月日本出兵山东前后，日本面临新的“排日”风潮，德国则积极利用其在华报刊展开抨击日本的宣传攻势，为排日推波助澜。位于中国舆论最前沿的上海总领事馆敏锐地感觉到这一变化和压力，认为动员和利用舆论工具为我所用是当务之急。当时在中国由日本人创办的中、日文报纸不在少数，并且大多跟政府关系密切，但是“这些报纸都没有办法获得来自日本方面的新闻，只能用路透社提供的。尽管1914年日本创办了‘国际通信社’，不过，根据跟路透社的协议，禁止‘国际通信社’向中国发送和散布新闻”。(21)因为没有能够向中国提供日本官方所希望的“新闻材料”的通讯社，日本连自己在中国开办的报纸都无法充分利用，对中国方面的报纸就更加难有作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总领事有吉才决定亲自成立一家通讯社，以此为据点向中国报社提供电讯，操纵相关舆论。然而外交机构在他国并不能设立宣传机关，要解决此问题，只能让民间出面，这就有了宗方的登场。为了保证民间人士出面经营的东方在宣传内容上不出现偏差，领事馆方面建立了电讯审查制度，要求各分社或通信员发出电讯前，报请相关领事馆审查其内容，经过同意后才能发出。
    东方成立时规模小，毫无知名度，加上排日风潮，电讯兜售不出去，为了开拓市场，主要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通过发布有轰动效应的独家电讯，迅速扩大知名度。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变，人们希望通过报纸了解新闻的需求剧增。各报纸为了迎合受众的需求，新闻报道普遍增多。电讯在版面中占主要地位，每遇重大军政事件，许多主要报纸往往会整版登载电讯，其中“本报专电”时效性强，最有市场。通讯社作为一种新兴的媒体在此时期倍受青睐。当时的中国，通讯社基本上为外人独霸，国人虽然也自办通讯社，但规模很有限，大多难以及时提供最新外电。而东方依靠日本的电讯和在中国各地设立的领事馆等，可以及时获得各种最新消息。同时，它还可以利用中国政府难以管辖国外通讯社的优势发布一些敏感性新闻。最成功的例子就是东方打破袁世凯的新闻封锁，第一时间大量发布各地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电讯。此举使其名声大振，一下子赢得了众多报纸的注目和好感，一些中文报纸因此开始登载其东京电讯。二是宗方利用自己在中国政界和报界的影响积极活动，争取客户。由于东方表面上属于宗方主办，更由于其在讨袁中的突出表现，使人难以窥知其真实面目。波多博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自豪地说：对于东方“中国人之间相信报道公正，并非发布政略性通讯，而属纯民间经营”。(22)据说当时的报人、积极反袁的张季鸾和《大共和日报》主笔胡霖都支持过其工作。1917年2月东方在北京正式成立分社时，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让其秘书为它寻找办事处，还赠送了社名牌。(23)名人的支持无形中扩大了东方的影响。三是低价或免费提供电讯。正如1916年东方给外务省的报告所分析的那样，其成功的原因之一便是电讯费便宜。(24)东方为实现目的，可谓不惜工本。以发展用户显著成功的1915年底为例，此时的东方“收入几乎为零”，因为除一两家以外，其他报社都长期拖欠电讯费。对于一些比较有潜力的报纸，领事馆往往指示东方减免费用或者免费。即使收费，也很低廉。路透社给中国报社提供电讯稿，每月收费50元，而东方仅10元。
    依靠以上措施，东方终于打开局面，其电讯在消息来源紧缺的各地很快就获得了可观的用户。在上海，1915年底有《申报》、《新闻报》、《时报》、《时事新报》、《神州日报》、《亚细亚日报》、《爱国报》、《商务报》、《中华新报》9家中文报纸采用其电讯，而当时日本人经营的《泰晤士报》、《文汇报》更是大量使用。(25)到了1916年，更有15家，其中中文报纸增至11家。1917年底宗方的报告仍称上海所有中文报纸(9家)、2家日文报纸、3家英文报纸(《泰晤士报》、《文汇报》、《大陆报》)采用其电讯，并且《大陆报》是未经许可转载，东方为此正在与其交涉。因此，宗方认为东方“作为在上海具有不可动摇基础的通信社，已经得到确认，与路透社、《德文新报》形成鼎立之势。”(26)东方的目的可以说基本上达到。
    在汉口，东方自成立分社后，很快获得用户。据汉口分社报告，汉口的5家中文报，即《汉口新闻报》、《国民新报》、《汉口中西报》、《天声报》、《民报》均采用其电讯。按照总社的要求，汉口分社须向北京分社发送电讯。因此，当地的报社甚至希望东方的北京分社也向汉口分社发送电讯，以便随时了解北京政情等。各报社还专辟“东方新闻社电”一栏。其后，《民报》改称《震旦民报》、《天声报》改称《大汉报》，以及《崇德报》和《大中华月报》创刊时，都在事前要求分社提供电讯登载在创刊号上，以此作为荣耀。(27)其电讯逐渐在中国官民之间得到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