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新美国革命史学已取得强大的学术和思想优势，而传统的美国革命史研究似乎开始退居守势。从新美国革命史学的视角出发，一部美国革命史，哪怕是一部美国革命简史，倘若不用相当的篇幅来叙述底层阶级和边缘群体的经历，就必受诟病。一位英国学者写了一本仅有二百余页的简明美国革命史，(125)可是有书评作者就批评他未能很好地处理妇女和黑人在革命时期的经历，对印第安人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没有考虑到美国的建国理念与强化对黑人的奴役以及“灭绝或迁徙印第安人”之间的矛盾，对普通人的革命活动也缺乏具体描述。(126)任何一种研究妇女与美国革命的论著，如果没有充分考虑土著或黑人妇女，也会被认为是一个显著的缺点。(127)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颇受好评，并获得了普利策奖，但仍不能让扬这样的激进史家充分满意，因为伍德采取了一种“依附-独立”、“不平等-平等”的二元对立观念，没有充分吸收近20年的学术成果，书中看不到海员、学徒、契约仆、无地农民或贫困化的退伍军人的身影，也听不到争取自由的黑人、妇女和印第安人的声音。(128)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当今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革命史只有一种写法。实际上，不少史家仍然坚持精英史学的路径，另一些学者则极力在传统路径和新范式之间寻求某种平衡。相对说来，近期出版的精英史学作品数量更多，也更易于博得一般读者的欣赏。在21世纪之初，关于建国精英的题材，无论是学术性的著述，还是通俗读物的写作，一时蔚然成风，因有所谓“新建国者热”之说。(129)而且，还有人基于意识形态立场对新美国革命史学进行讨伐。托马斯·韦斯特在1999年推出《捍卫建国者：美利坚起源中的种族、性别、阶级和正义问题》一书，针对“建国之父”屡受新史学潮流冲击而声誉大损的局面，出面为他们做辩护。不过，他的辩护又引起了意识形态化的反击，有学者指责其书带有保守的意识形态色彩，不啻是从现实需要出发滥用历史的典型。(130)
    作为美国革命史领域极富影响力的学者，伍德对激进史学也颇有微词。他多年来致力于平衡精英研究与底层研究，并未把考察美国革命的视野局限于少数“建国之父”，而着力探讨革命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所造成的深刻变动。他自认秉承了进步主义史学的余绪，重新回到了“从贵族制向民主的转变”的主题。即便如此，他的著作仍然受到激进史家的批评，而他本人对美国革命史学中意识形态盛行的局面也深为不满。他写道：“在当今社会，许多学者都看到不开明的、狭隘的平民主义泛滥成灾，而联邦主义者的精英论看来也并不是那么糟糕。”他认为，如果说进步主义史家由于过度关注当时普通人与企业主的斗争，从而不恰当地表现了革命时期的历史，那么目前人们对种族和性别的过度关注，也对革命史写作起了同样的作用。对于采用“人民的主动性”来解释一切历史变动的做法，伍德似乎也不以为然。照他看来，在殖民地时期，政治参与的兴起和扩大并非来自民众的主动争取，而是精英诉诸本地民众以取得有利于自己的政治优势的结果；到了革命时期，美国政治向民主的转变也主要不是民众斗争的产物，而是因为那些在政治上崛起的新精英，质疑和挑战社会权势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必然联系，倡导社会平等，从而为普通人进入政治领域打开了大门；而且，在革命后民主政治的兴起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政治家。(131)他这种立论的矛头所向，显然是“平民主义”的美国革命史。
    毋庸置疑，新美国革命史学在学术上确有不少出色之处。许多史家通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发掘了许多新的史料，对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经历做了具体描述，并把革命时期各种不同群体的希望、恐惧、期待和诉求，以及它们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均置于革命的框架中加以阐释，由此得到一幅色彩驳杂、丰富生动的革命画面。于是，长期遭到遮蔽和剔除的革命内容得以重见天日，革命的内涵得到了丰富，对革命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的理解也大为深化。换句话说，美国革命不再仅仅是一场“建国之父”领导的争取独立和创建新国家的革命，它是同时并存的多种革命的复合体，其中有精英的革命，有普通民众的革命，有妇女的革命，有黑人的革命，也有印第安人的革命。于是，英文的“美国革命”一词，就从“单数”(the American Revolution)变成了“复数”(American Revolutions)。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发生的美国革命只有一个，而史家所描述的美国革命却呈现不同的形态，而且相互之间处在矛盾和冲突中。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新美国革命史学的这些成绩，是在史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取得的。关于革命的绝大多数材料乃是精英留下的或是与精英有关的，而涉及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史料，不仅稀少和零散，而且大多经过了精英气息的熏染。新美国革命史家的过人之处，正是从如此有限的材料中发掘了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革命经历。然则他们的缺陷也恰恰也与此相关：由于材料不足，他们难以对史事做出细致而条贯的描述，在许多地方不得不借助引申和推测。例如，纳什在讨论反英的思想意识对黑人追求自由的影响时，完全是出于推断，而没有多少经验证据来支持。(132)同时，也是由于材料单薄的局限，同以精英为主角的美国革命史相比，新美国革命史著述多少显得支离破碎。更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论，新美国革命史学并不纯粹是一个学术现象，其孕育、形成和流变，与美国社会风气、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有着复杂的关联，因而还存在其他严重的缺陷。
    纳什在《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中提出，美国革命同时存在几条不同的战线，即对抗英军的军事战线，黑人造反的战线，印第安人反对美国扩张的战线，以及革命阵营内部相互冲突的战线。(133)但是他提到的这四条战线，非但不能涵盖美国革命的主要内容，反而混淆了美国革命的主流和支流。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其他新美国革命史学著述中。综观两百多年来关于美国革命史的讨论，可以看出它至少包含三种相互关联的历史运动，即独立战争、国家构建和社会改造。这三者都牵涉到革命的全局，而精英的观念和行动在其中起了更重要的作用。换言之，由精英主导的这三种运动乃是美国革命的主流；至于普通民众的自发行动，他们对革命战争的参与和支持，以及边缘群体的诉求和活动，固然是革命的内容，但只是其支流。新美国革命史家片面强调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作用，刻意贬低甚至“丑化”建国精英，容易造成一种印象，似乎美国革命乃是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一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