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参与者范围的扩大，必然引起对革命内涵的新的理解。以往美国史家无论对美国革命作何种界定，都会以争取和维护独立、建立新国家为基本内涵。但是，新美国革命史学所说的“革命”，其内涵和外延都大为扩展，几乎囊括了英属美洲大陆殖民地范围内所有人群争取自身权益的所有活动。无论是支持独立，还是反对独立；无论是站在美国一边，还是站在英国一边；无论是愿意参战，还是拒绝参战；也无论属于哪个性别和种族；只要他(她)们在革命期间用行动和言词表达了自己的权利诉求，采取了争取自由和平等的行动，就可以得到“革命者”的称号。于是，美国革命被愈益宽泛地界定为一场成分复杂、目标多样和角色众多的社会运动。在新美国革命史学的几位代表人物看来，作为“人民的革命”的美国革命，在内容上主要包括：普通农场主、技工和劳工领导反对帝国政策的运动，推动殖民地走向独立；以逃跑来争取自由的奴隶发动自己的革命；妇女坚信“两性平等”，坚持保留婚后的财产权利；受到迫害的异教徒追求“宗教活动自由”；军队中有的士兵反对官阶不平等；印第安人坚持和捍卫部落的主权；面临失去土地危险的农场主采取集体行动以保卫自己的财产；坚持出版自己想要出版的东西的出版商，反击压制其出版自由的举措；自命的民主派支持普通人投票、拥有官职和评判其统治者的权利。(90)
    然则在新美国革命史家看来，这样一种“人民的革命”，其结果却是以背叛“人民”的革命目标而告终的。这些史家不仅强调革命是由“人民所进行的”，而且关注革命在何种程度上是“为了人民的”。可是，他们却颇为失望而愤怒地发现，革命的结果对“人民”是非常不利的。在年轻的学者特里·布顿看来，当以往的史家把美国革命称作“人民”的胜利时，他们所持的是建国者使用过的那种狭隘的“人民”概念，即仅指白人男性；其实，即便是白人男性对于革命的结果也颇感失望：革命中创建的政府不过是为了革命精英的利益，而普通民众的独立则受到了颠覆，新宪法就是这种反革命和反民主的胜利的象征。从革命后期开始，新政府所实行的偏向富人的政策，与此前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压迫”非常相似，所引起的后果也如出一辙。在这种情况下，“人民”便想“重新发动革命”，以反对富人的主张及其所造成的艰难局面，要求使财富更加平等。但是，新宪法为“民众的改革”设置了“巨大的障碍”。(91)泰勒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个类似的故事，体现了一个相同的主题：在远离革命风暴中心的缅因边疆地区，普通定居者和大土地投机者之间的斗争时起时歇；革命时期大土地投机者的势力受到抑制，可是到了革命后期，革命的目标遭到了“大人物”的背叛，普通民众重新打出革命的口号，自称“自由之士”或“自由之子”，与边疆大土地投机者进行斗争。(92)
    既然美国革命最终是按照精英设定的目标而结束的，“人民”的革命目标并未达到，那么这场“人民的革命”就是一次“未完成的革命”。具体说来，奴隶制没有废除，黑人尚未获得自由和权利，印第安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退伍老兵的利益没有得到保障，下层劳动者的愿望没有得到满足，革命所诉诸的自由和平等的理念没有涵盖妇女、无财产者、黑人或印第安人，此后用去几个世纪的时间，才最终兑现了革命关于平等的承诺。因此，18世纪的美国革命并未成功，“革命精神的火炬”需要传递给下一代。(93)依据这种论说的逻辑，1794年的“威士忌叛乱”，就是这一“火炬传递”的第一站。这次事件中的反叛者叫做“自由之友”，他们拥护美国革命的原则，其反抗行动在内容和细节上与当年的反英斗争十分相似；而当权者则称“秩序之友”，他们在言行上则基本类似此前的效忠派和英国政府。这种对比表明，对于反抗压迫的底层民众来说，革命确实没有完成，革命的原则仍然是有效的原则。(94)另外，妇女的经历也说明了同样的问题：经过革命，妇女仍然处在政治社会的边缘地带，而此后美国妇女的政治史，不过是一个妇女为自己完成革命的未竟之业的故事。(95)
    通过对“人民”和“革命”的重新界定，这些史家就等于是彻底改写了美国革命史。他们笔下的革命，涵盖所有反抗既定秩序、特别是反抗精英主导的观念和制度的言行，其内容之广泛，成分之驳杂，差异之鲜明，冲突之激烈，都是前所未见的。至此，美国革命变成了一个奇异的多面体：它既是政治革命，也是思想革命；既是社会革命，也是种族革命；既是普通民众的革命，也是一场“奴隶起义”。一言以蔽之，它是“未处在拥有权力和特权位置的人们眼中的美国革命”，是一场来自社会中下层的、不一定是白肤色的“无名者”的革命。如果没有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理念、梦想和流血牺牲”，美国革命就不会发生，就不会按照人们现在所了解的轨迹运行，就不会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中间产生那么大的反响。(96)显然，这样一种“人民的革命”，是一场淡化甚至消解了“建国之父”痕迹的革命。
    而且，这种“人民的革命”也必定是一场激进的革命。不过，这种革命的激进性，与以往美国史家的理解迥然不同。也就是说，新美国革命史学对革命的激进主义也做了重新界定。在美国史学史上，除了“共识”史学外，多数史家都承认美国革命是一场激进的革命，只是对它的激进性有不同的理解和表述。贝林指出，美国革命的激进性表现在它“不仅创立了美利坚政治民族国家(political nation)，而且塑造了将在这个政治民族国家里得到发展的文化的永久特征。”(97)戈登·伍德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极大地扩展了詹姆森命题，宣称革命使“美利坚人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上最开明、最民主、最具商业头脑和最现代的人民”。(98)在他看来，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是一种“社会激进主义”，强调平等观念、现代化、内地移民、资本主义和福音派基督教在美国社会转变中的作用。(99)显然，这些史家所说的“激进性”，是对美国革命整体特征的判断，而且是着眼于革命所造成的巨大变化。然则新美国革命史学所强调的激进性，主要是从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角度来立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