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为东亚的岛国，为何能在近代亚洲率先实行变革从而进入近代化社会行列？针对这一问题，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明治维新前列强对日本的压迫，是促使日本实行变革而迈向近代化的最主要的原因，这一点不容否认。但应当关注的是，为什么亚洲其他国家同样受到列强压迫却不能及时应对，实行有效变革摆脱困境？这就不得不从日本幕府统治晚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中寻找内在原因。
    日本近代的特殊历史与17世纪以后城市的兴起，导致社会经济结构逐渐转型有着密切关系。日本城市的兴起有着自身特点，它既像东方城市一样，与政治军事需求有关；同时又与西方城市类似，在经济方面也发挥着巨大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17世纪后的历史，已经与亚洲其他国家出现巨大差异，向着更加接近欧美国家的发展方向演进。
    日本近世城市的兴起，源于1591年武家政治的代表丰臣秀吉颁布身份统制令，实施“兵农分离”政策和固定身份的政治制度。这种制度使社会身份地位最高的大约200万武士脱离自己作为食邑的农村“知行地”，集中到城镇居住，与在农地上耕种的农民分离。住在城镇中的武士们及其随从、奴仆的生活，以及为了轮番朝觐将军而往来于江户和藩地之间所需费用，皆靠市场交换来满足。于是武士们便将作为俸禄的大米向市场出售以换取金钱，原本的生活必需品大米变成了商品。近世日本大米的商品化率已达相当高的程度，这实际上开始突破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
    德川幕府为了方便商品交换，在武士居住的城堡周围，兴起了从事商品交换的集市。这些集市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城市，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城下町的迅速兴起。城下町就是围绕原来的政治军事中心城廓而兴起的城市。战国大名将直属自己的武士与工商业者町人一起，集中居住于城下町。当时的学者本多利明曾指出，按照幕府规定，各地诸侯大名的妻子居住在将军所在地江户，“诸侯每年轮流住江户和领地”“各国诸侯习于在江户会合之制度，在各藩也使武士全部居住于城下町”，说明了因政治需求促进江户城市兴起的状况。城市兴起后，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
    随着以买卖米谷为中心的国内市场形成，町人经营的范围很快便突破了买卖大米的范围，扩大到其他农产品。大量经济作物成为商品投向市场，包括麻、木棉、烟草、糖、鱼肥、盐、酱油、衣料、棉花、油菜籽、蓝玉、木材等。城下町因交换的需要而迅速扩大为相当规模的城市，甚至出现了像大阪、京都、江户（合称为“三都”）那样的大城市。随着各藩与大阪、江户经济联系的密切和加深，推进了以年贡米和各地特产为主要商品的全国市场的形成。
    大阪是德川幕府时代商业发展最为突出的城市，同时也是当时商品流通的中心。这里集中了来自各藩的年贡米和特产，各藩在大阪的库藏每年达到上百万石左右。为了收藏和销售各地运送来的商品，大阪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专职商业人员，例如“藏元”负责管理仓库收藏的各类商品并向各地发送，“挂屋”负责收取出售商品后的货款并将其交送到江户和各藩。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初，大阪批发商逐渐组成了商品销售的同业公会组织，还成立了24个专门向江户运送货物的批发商组织。
    商业的兴旺带来了大阪城市的繁荣，由此使大量财富流入大阪。据当时人山片蟠桃描述，“近年国内金银渐多，半数以上均聚于大阪，所以全国以该城为最富饶的地方。东西诸侯都到大阪来筹借资金”。他还指出大阪已担当起国际贸易的重任，“红毛人经由中国将药材及砂糖等运到大阪，然后再转售于全国各地。因此之故，多数经营均萃聚于此”。所谓“红毛人”即以荷兰人为主的欧洲人，说明大阪当时已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枢纽。
    京都的工商业也呈现出日渐繁荣的景象。油、漆、纸、棉花、盐、鱼等各种商品的批发店纷纷成立，同时出现了长崎批发商、朝鲜批发商之类的输入品批发店。京都也是工艺品生产的全国中心地，如生产白线的西阵机业，1705年机房便达2000间。这种发展使京都由传统的政治都市向工商业城市转化，人口到18世纪初达到35万。
    将军统治的政治中心江户，也迅速向经济中心转化。著名思想家荻生徂徕曾对江户城规模的迅速扩大表示惊叹∶“江户城的范围年年扩大，没有谁批准，执勤管理人员中谁也没有注意过，不知不觉之间，北到千住，南到品川，居民住户的房屋连成了片。”1693年仅城镇人口便达35万，1721年便超过了50万，加上武家人口可达100万。为了满足如此庞大人群的生活消费，必须要有相当规模的商品经济。于是，大量商品与年贡米一起，从全国各地运送到江户。在江户，交易各种货物的批发店十分发达，其中最著名的是大传马街的棉花批发店。它们既向江户的零售商提供商品，也发挥对关东、东北各地批发店的中介作用。
    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一些中小城市商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当时人海保青陵对这种格局也曾有所评论：“根据商品之不同，作为大宗货物，应当运往大阪。但并非只能在大阪、京都、大津之类的市场，而不能在其他市场出售。假若是大城市，任何地方皆能交易。而且，与其他城市一交易，不仅出售本方之商品，而且还可将该城市之货物便宜购入。另外，不仅将本国货物卖往别国，将别国之货物买入本国，也可以将别国之货物卖往其他国家。让商人从事买卖，并非国家之耻。”如小城市桐生，到1840年，尽管人口仅有3300人，但“购绢商行会、账簿店行会、当铺行会、纺织品店行会、小花纹染房行会、丝织品店行会、续麻店行会等成立，以至明显构建了城市的工商体制”，甚至威胁到以纺织业闻名的城市西阵的传统垄断地位。若干小城市的经济实力的汇合，对于近世日本商品经济的繁荣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
    除了商品交易，城市中商品生产的分工也日趋明显，出现了专门生产一种或少数几种商品的特产地。山片蟠桃曾如此描述：“如今各国有饶于米谷者，有饶于布帛者，亦有饶于木材、纸张之类者。所以，大多数诸侯国均出产一两种大宗物产，而不能自行制造他物。必定前往都会，即与诸物交易，以满足国用。若仍不能满足，即向外国寻求，从远至一万三千里之国送货物来，以作为日用之物。虽说为升平世界，也有些过于自由。”商品生产分工的扩大和流通范围的不断拓宽，已成为当时日本社会的普遍现象。
    至此幕藩体制下的市场框架逐渐构成，三都的商业、金融组织全面形成。它使商品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决裂，也推动了与传统封建经济相对抗的农民商品经济的发展。中世纪晚期日本城市的兴起虽与政治统治有关，但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城市反过来又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日本经济结构更加接近于西方社会经济。这种经济结构与东亚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相比，具有一定的先进性，也为日本在亚洲率先模仿欧美制度实行社会变革奠定了物质基础。
    （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刘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