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已经提到的、作为由慕尼黑近代早期史学家温弗里德·舒尔茨(Winfried Schulze)主编的系列丛书⑩之一出版的文集的前言中，编者列举了三个可能非常有前途的研究领域：一是信息交流问题。这里所讲的信息交流不仅仅涉及诸如新闻出版、邮政和交通等基础设施，而且也涉及通过反映在国际关系的礼仪和公共舆论中的符号进行的多种形式的政治交流。二是从文化角度扩大提问范围问题。这也不仅仅涉及“外交的文化”，而是还包括反映在外交信函中的心态、感知、思维模式和图像等等。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把视野扩展到各国边界和欧洲以外地区的问题。
    让我们再回到前面已经提到的有关外交人员的多样性思想上来，也就是说回到至今还未能以恰当的方式处理国际关系问题的现代政治史上来。我们已经看到，有的外交人员是全职的，有的是半职的，有的是只想试一试的，那么，下列现象，即那些--请允许我暂且如此表述--处于第二和第三链条的人和那些没有外交官身份却致力于建构关系的人的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关于身居要职、经常为建立和改善两个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而出头露面的外交官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了，但是关于他们身边的人，秘书、代理人、政治顾问，甚或还有教会神职人员的研究尚付阙如，其所作所为至今仍不为人知。在他们当中，并非所有人后来都能够飞黄腾达，晋级升迁，比如升迁到接任领事职位；对于这一类人，克里斯汀·温德勒(Christian Windler)在此期间已以该团体的法国成员为案例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尝试(11)。然而对于外交官来说，这些人身临其境，必不可少，特别是在通讯技术尚不发达的时代，外交官很难与本国宫廷保持畅通的联系。迄今为止，那些不管有还是没有本国政府的正式任命，都千方百计地要同仍然处于封闭状态的第三国建立某种固定联系的人还没有受到足够的关注和研究；说到这里，我们就接近了本文想要提请诸位考虑的研究项目了。俄国-东亚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这样的研究项目，但是我们还可以考虑例如自18世纪以来的西班牙或法国同马格里布国家的关系。(12)在此，首先要跨越的是与第三国政治结构相关的知识的门槛，一般情况下，这只有通过建立独特的信息提供网络才能够得以实现：谁是负责制定对外政策的正式主管？第三国是从其自我认识出发对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感兴趣吗？还是满足于自我封闭？经济交往的魅力足以导致正规化关系的建立吗？或者某位君主想要提升自己的知名度，或者想借此把其声望传播到已知世界的虚荣心也是不可缺少的？然后是所有的文化门槛，这些门槛通常使得欧洲国家同临近大陆上的政治体的关系困难重重，难以克服：人们将在第三国遇到何种礼仪？本国的外交官允许在何种程度上或公开或隐蔽地承认外国君主的平等地位？他们应当如何处理所有人都必须对统治者的立像或图片表示崇拜这个在其他文化圈中通行的规则？最后但并非不重要的是：使用何种语言进行沟通？
    同欧洲以外的、异文化边缘共同体建立正规化外交关系的活动通常是一个分阶段渐进的过程，最初大都是商人的活动，但也有科学家，例如民族志学者和语言学家，个别情况下还有为异域魅力所吸引的探险家的活动。现在，通过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研究，也就是说比阿特丽斯·尼科利埃尔-德·维克(Béatrice Nicollier-de Weck)(13)的研究，人们已经知道这些由出自商业、教派组织以及学术共同体的人们组成的团体是如何形成的，也知道他们是如何为了一个特定的目标而彼此合作的。只有在某一个国家相信，出于经济的或其他的原因应当过渡到建立正规化关系时，外交官才继而行动起来，并且大都像在俄中关系中的情形那样首先通过派遣特别使节，也就是说非正式的使节。在此，正如英国甚或俄国在1800年前后所显示的情形那样，上面提到的所有跨文化误解因素都有可能暴露出来：对外国统治者表示尊敬的程度，通过仪式表明的统治者同等级别或不同级别的问题，预期的礼物和回礼的恰当性等等。在近代早期，欧洲国家无论如何已经积累了同一个这样的异文化共同体，也就是说同奥斯曼帝国打交道的经验，但是人们不可以把在那里获得的经验一对一地搬用到另一个非欧洲的边缘帝国上去。(14)
    外交关系理论始终是以欧洲的事例为依据、在欧洲的经验积累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出发点一直是，正规化外交关系主要建立在对第三国入侵的担心的基础上，人们希望通过外交官对第三国进行某种观察并以此加以控制；这些外交官因此长时间地顶着被称作“较好的间谍”的名声。然而，鉴于“西方”声名狼藉的军事优势(15)，人们必须在欧洲-非欧洲的关系上强调另外的观点。一般说来，人们不会顾虑第三国的军事袭击。但是，一方面，人们可能很少考虑到外交的文化因素，这种外交公开表明，人们隶属于一个相同的政治体系，而该体系不想把任何伙伴排除在外，并且这种外交还包括下列因素，即人们在外交关系中接受同样的游戏规则；另一方面，也必须强调那些在欧洲内部外交实践中并不发挥决定性作用的程序的多级性。同非欧洲的边缘国家建立正规化关系，通常要经过长时间的前外交接触和试探，其承担者多是一些不享有外交豁免权的人，他们也经常因此冒很多风险，并且他们若不在东道国建立庇护和委托关系一般是不可能成功的。这些人可能是商人或探险家，也可能是科学家抑或传教士，无论怎样他们都在其侨居国致力于促成这些正规化关系，不管是否怀有赢利、获取报酬或者新的职业前程的愿望。但是，在作出积极决策时，也就是说到了第二步，问题才开始出现，因为需要抛弃所有不切实际的思想和行为；欧洲人出于自己的经验，主观地认为他们所面对的国家在政治尊严方面明显地处于比自己的国家低的地位，他们也习惯于展示仪式的优越性，相信自己应当把他们所坚持的认为自己的文化具有优越性的自我认识公开表达出来。直到双方怒火平息大半之后，建立正规化关系，也就是说第三步的通道才得以打开。在这方面，仍然缺乏研究的是，在维也纳会议上达成一致的现代外交的游戏规则对于欧洲-非欧洲关系究竟产生了多大影响。因为在那里经常会出现多个欧洲大国相互制约的局面，各个国家都担心本国的影响力相对于其他国家不占上风(16)。对此，波斯帝国的例子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明，在那里，自1809年有一个英国公使馆，自1828年又有了俄国公使馆，自1855年再有了法国公使馆。最后，中国在这方面的区别也并非根本性的；欧洲国家在19世纪60年代，也即在一个极为漫长的准备阶段之后正式向中国派出使节，但是，M.S.安德森(M.S.Anderson)坚持认为，“西方外交官在北京的职责从根本上说是以促进经济利益为重的，但是他们也十分关注有没有哪个帝国主义大国窃得先手。”(17)
    欧洲世界对欧洲以外的世界--伊斯兰教的北非、奥斯曼帝国和亚洲--的前外交关系和随后建立的正规化关系现在已被列入国际历史科学研究的日程表了。仅举一例。俄罗斯帝国和与它接壤的邻国的关系，尤其是与非欧洲国家的关系，就其前现代时期而言，一直未得到充分研究。但对形成正规化外交关系的漫长道路的研究却是非常全面的，而且随着新的文化史的问题提出，它也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在这个背景下，它也涉及到外国观和公式化套语的转变问题，涉及到各个社会和传输者的知识积累的过程，对于当今的每一项国际政治研究来说，这些问题都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在此借着俄中关系这个课题(18)能够开始进行一种系统探讨的话，那么这样做肯定是正确的，也是肯定会受到国际上的关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