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威尔士巡游记》和《威尔士风物志》(20)
    1188年出巡威尔士的旅程中，杰拉尔德搜集整理了大量资料，为后来的成书打下了坚实基础。大约在他退隐林肯时期，两部作品先后完成。《巡游记》约成书于1191年，《风物志》约成书于1194年。汤普森认为它们“极富创见，生动逼真。这几部书可以和任何类似的作品比美，不愧为这类作品的典范”。(21)斯奈德则认为“在中世纪史学作品中有关威尔士的部分，没有比杰拉尔德的作品更优秀的了”。(22)中世纪留存下来的有关威尔士的有价值的材料本就较少，而杰拉尔德的作品大部分属于亲历者记录当代之事，又保存得较为完整，虽有时代局限性，但其价值不容置疑。
    《威尔士巡游记》主要记述了杰拉尔德和鲍德温大主教在威尔士出巡和布道途中的见闻，以日记体的形式，按照出巡的时间顺序来组织，分为上下两部。第一部分十三章，记述了从赫里福德和拉德诺出发，至抵达圣戴维斯教堂之前的旅程。这段旅途线路基本是在威尔士南部的河谷和海岸平原地区，也是诺曼边境领主和南威尔士王公的领地。第二部分十四章，记述的旅程路线是自圣戴维斯开始北上，主要沿着威尔士西海岸到达安格西岛和班戈教区，继而途径鲁德兰城堡、切斯特、什鲁斯伯里等地回到出发地赫里福德，最后一章以对坎特伯雷大主教鲍德温的个人描述作为全书结尾。
    《威尔士风物志》则是一部综合性著作，其篇幅虽远小于《巡游记》，史家认为《风物志》比先前的作品“更富有同情心，架构也更为合理”。(23)杰拉尔德说自己写作《风物志》的目的是“为我的祖国留下一些记录，描述她的居民与其他民族截然不同的特质”。(24)全书同样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十八章，从地形开始，描述了威尔士的地理位置、人口分布、王族世系、自然资源和人民的生活习惯等。第二部分十章，重点描述威尔士人的民族性格，特别是其各方面的缺陷。最后三章的主题为“如何征服这个民族”、“征服之后如何统治”以及“何种情况下这个民族会反叛”。
    整体上来看，这两部作品的史学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供了12世纪威尔士珍贵的自然地理记录。两部文本都记载了威尔士的山川地理和野生动物。在《巡游记》第二部的第三章，有异常珍贵的对特威河流域(Teivi)的鲑鱼洄游和威尔士河狸的描述。特威河的鲑鱼“比任何一条威尔士的河流都要多”。特威河在坎纳奇—玛尔(Canarch Mawr)的地方高高落下形成瀑布，鲑鱼在这里向上跃起，高度“大约相当于最长的长矛”，“那场面非常壮观”。(25)他在描述现象之后，紧接着叙述了原因：
    这种鱼天性喜欢逆流而游(如同鸟儿迎风翱翔，鱼儿溯溪而上)，如果突然遇到障碍物，就会向着它们的嘴部弯曲自己的尾巴，有时为了获得更强的力量来起跳，甚至会紧贴着嘴部，然后猛然松开已呈圆形的身体，它们就以极大的力量从水里跃出跳向最高点(就像松弦的弓箭)，给旁观者极大的震撼。(26)
    杰拉尔德还记录道，特威河可能是全威尔士乃至全英格兰唯一有河狸生活的河流。他花费了相当的篇幅，记录下这种在英伦非常罕见的动物的习性。它们怎样从树林中采集材料运到河流中间，怎样用这些材料筑巢，它们抵御掠食者的方式，甚至记录了它们“像鱼一样”的尾巴。(27)
    相较而言，《巡游记》中这类描述更多、更详尽。因为这是一部旅行日记体裁的文本，篇幅容量也更大，涉及的具体地区较多，便于分类整理并组织材料加以描述。《风物志》中也存在相关的记述，但偏向整体性的介绍，这篇文本成书较晚，也可以视为对《巡游记》的一种总结。开篇一章，杰拉尔德就描述了威尔士的地理面积，约为南北八天、东西四天左右的路程。第五章专门描述威尔士整体的山川地形。杰拉尔德提到威尔士河流的发源地是两座主山脉。南部的是艾伦尼斯山脉(Ellennith)，英格兰称其为莫鲁杰(Moruge)；北部的主山脉是埃利里(Eryri)，英格兰名称是斯诺登(Snowdon)，意为雪山。还补充说“埃利里山脉十分广大，即便所有的威尔士牧人都聚集在这里，埃利里的牧场也能养活他们很久”。(28)紧接着是对几条威尔士主要河流边界的描述，例如提到塞文河(Severn)长久以来就是威尔士和英格兰的边界。威河则是近代以来两个地区的分界。(29)这些描述基本是可靠的，对环境地貌变迁、野生动物研究、自然资源等研究极有价值。
    其次，提供了人文地理景观和威尔士及诺曼边区的社会风俗、日常生活的信息。这些内容是杰拉尔德描绘的主体。就《巡游记》而言，对威尔士史研究价值最大的，是杰拉尔德对沿途的贵族、领主、教堂、修道院和城堡等的记述。这些描述属于目击者的一手资料，大部分内容是可信的，杰拉尔德还对文本进行了多次修订和增补，以正谬误。(30)威尔士南部地区的边境领主、威尔士王公多与杰拉尔德有或近或远的亲属关系，尤其是南威尔士的里斯大王，更是杰拉尔德的表舅。杰拉尔德在《巡游记》中称里斯“天性仁慈、持礼端方”，(31)从中可见对他的立场和倾向。里斯多次出现在他们的旅途中，一方面是出于对主角坎特伯雷大主教和杰拉尔德的重视，另一方面也不无监视之意。在他们抵达圣道格梅尔修道院(St.Dogmael)和卡迪根(Aberteivi)时，里斯还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来招待大主教一行，并且现场聆听了大主教和杰拉尔德的布道。(32)杰拉尔德称赞里斯有“特别值得赞美的慷慨大方的品质”。(33)此外，他还记载了许多著名的边境领主家族的事迹，这些记录对13世纪以前的威尔士边区史和边境领主的研究价值很大，有些甚至是孤证。《巡游记》第四章记载他们穿越崎岖的林间古道前往布雷肯东部的要塞阿伯加文尼城堡时(The Castle of Abergevenni)，提到亨利一世去世后不久，克莱尔家族的卡迪根领主理查德·德·克莱尔(Richard de Clare)，也经由同样的道路从英格兰前往威尔士。他“出于极度的傲慢和轻视”，在进入树林前解散了所有的随从，只带了一位游吟诗人和一位歌手。结果威尔士人在前方等着他，毫不费力地杀死了这位傲慢自大的诺曼贵族。(34)在同时期的其他文本中，鲜有关于理查德遇害的详细记载。另外，文本中对城堡的描述最典型的即是杰拉尔德的出生地，威尔士西南海岸的马诺比尔城堡(Manorbier Castle)：
    (城堡)被角楼和堡垒完美地保卫起来，坐落于一座向西延伸到海岸的小山顶上，北边和南边城墙下都有池塘，水面宽广，也足够深。城堡边还有一片漂亮的果树林，树林的一边是一片葡萄园，另一边是一片以岩石和高大的榛子树著称的森林。在海岬的另一边，城堡和教堂中间，靠近一片巨大的湖泊和磨坊的位置，有一条潺潺的溪流缓缓流过溪谷地，水位终年不落……从这个视角，你能看到几乎全大不列颠的船只，东风将带它们驶向爱尔兰海岸，勇敢地直面波涛汹涌暴风雨肆虐的大海(35)。
    在细致描绘了自己的出生地后，杰拉尔德还做了一番热情的颂词，表示这里是全威尔士“最令人愉快的”所在。虽然结尾处他表示自己过誉了家乡，但栩栩如生的12世纪诺曼城堡已经跃然纸上。
    对威尔士人的风俗和习性的记录，也是文本中极有价值的部分。这在《风物志》中得到了集中细致的体现。杰拉尔德记录了他们的克制和简朴，好客和慷慨，记录了他们的音乐和语言，宗教和预言，也记录了这个民族的鲁莽和自信、幽默与机智。在他的观察中，威尔士人“视慷慨和好客为第一美德”。(36)他甚至还记录了威尔士人的穿着、他们如何理发，如何注重自己的牙齿和胡须，以及这些做法的目的。
    男人和女人都把头发剪至齐耳。女人像帕提亚人那样，用一块大大的白面纱裹住头部，并且按照王冠的式样折在一起。无论男女都比其他任何民族更注重自己的牙齿，他们不断地用绿榛子摩擦牙齿，然后再用毛料擦拭干净，以保持它们的洁白。为了保护牙齿，他们不吃热腾腾的肉，而是等到凉了或者温度适宜才食用。男人刮掉所有的胡须，只留着上唇的八字胡。……为了避免穿越树林时遭到押沙龙的噩运(37)，他们甚至习惯剃光所有的头发；所以这个民族比其他任何民族的毛发都少。(38)
    类似这样的记述在《风物志》中还有许多。第二部第二章中提到威尔士人认为“劫掠、偷盗和抢夺都是正确的行为”，而且不仅是针对外人，“即使在自己的乡人中也是如此”。一旦发现袭击敌人的有利时机，他们会立刻违背神圣的誓言和信仰，“毫不在乎所谓和约、友谊”。(39)第三章中关于威尔士人战斗习惯的描述，称“这个民族在第一波进攻中非常凶猛”，而且伴以“令人毛骨悚然的咆哮和低沉的乐器声”，冲得极快，并且善于投掷标枪等远程武器。但是一旦被击败，就很难保持镇定和纪律，容易发生混乱和崩溃。(40)这些记述生动地保留了12世纪乃至更早的时代，威尔士人、不列颠人的社会风貌和民族特性。
    最后，文本自身的写作所蕴涵的时代价值。关于这两部作品的写作过程及其所反映的时代风貌，似乎较少有学者讨论。(41)事实上，从这个角度，我们能更深刻地认识那个时代的知识阶层和学术轨迹，也能加深对杰拉尔德本人的认识。
    杰拉尔德《风物志》的写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或广受支持，其前言中的一些论断表明了这一点。“确实，有些人反感我的工作。他们明显出自好意，……愕然于我的行为：在世界提供的这诸多伟大的和激动人心的素材中，却偏偏用尽所有天分去描述或者去赞美像爱尔兰和威尔士这样如此偏远的角落。”(42)
    这部分表示惊讶的人，应是杰拉尔德的朋友和仰慕者，而且明显地属于12世纪晚期英格兰腹地的知识阶层。因为此时是杰拉尔德第一次退隐时期，居于林肯修道院的神学学校，在那里著述教授神学和法学。如杰拉尔德所言，这些人“明显出自好意”，而且只是惊愕和奇怪。他们的态度基本代表了当时英格兰知识阶层乃至社会精英的共识，即威尔士这样一个“偏远的角落”且近乎“可鄙”的区域，不值得讨论和记录。下面的这个群体更为激进：
    其他人更为严厉地抨击我，认为上帝赋予我的才能不应该浪费在这些无关紧要的事物上，也不应当浪费在对世俗王公赞誉的愚蠢铺陈上，……他们进一步批评道，由上帝的神性授予的才学，应当用来研究天国和彼岸，用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应当用来赞美上帝。(43)
    这些人主要是神学家，认为世俗之事物皆为徒然和虚幻，不具有研究的价值。所有的才能和智识都来自上帝的恩赐，只要用诚挚来侍奉上帝，就会获得丰厚的回报。与之相呼应的，是盛极一时的圣徒传创作，杰拉尔德本身也写过这类作品。(44)这一群体以修院的修士为主。而杰拉尔德始终对修士抱有敌视的态度，(45)遭到他们的抨击也在意料之中。
    以上记述反映了杰拉尔德所处时代，知识阶层对文化和学术的不同追求。仔细考量之，杰拉尔德以极大的热情在不被理解的状态下投入这些文本的创作，有其坚实的思想和文化基础——12世纪文艺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是由美国学者哈斯金斯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描述这一时期的文化繁荣局面。(46)他认为英国在这场文艺复兴中所起的只是传播作用，并没有什么原创性贡献。学界最新的研究基本否定了这一看法，认为英国的地位“几乎和法国同等重要”。杰拉尔德则可作为新看法的例证。他生活的时段正处于欧洲文化转型大潮之中，学术盛地巴黎则是公认的12世纪文艺复兴的中心。这个来自英格兰蛮荒角落的年轻人，受到新文化和新思想的洗礼，出于对故土的热恋和学者的本能，“希望有一天能完成一部伟大的作品”，(47)以揭示“乡土被隐藏的价值；把那些迄今为止仍然不为人知的伟大事迹从阴暗晦涩中拯救出来……使它们享誉世界”，(48)自然在情理之中。当然，他所憧憬的“伟大的作品”究竟是哪一部，我们不得而知。
    结合他的自述和后世史家对他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杰拉尔德是个坦率真诚的人。(49)他从事的正是12世纪文艺复兴所掀起或者倡导的新文化、新知识，尽管并未自觉。杰拉尔德打破了当时英格兰社会的桎梏，关注一个一贯被鄙视、被猜想、被忽略的文化边缘地区及其各种信息，关注现实的自然和社会生活，并遗文后世。“尽管他并未成功达成自己的目标”，但“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50)这样的评价确实相当中肯。杰拉尔德的工作是英格兰12世纪文艺复兴的伟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