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们往往有这样的假设：与经济变革的剧烈波动状况相反，它发生的背景往往为一成不变的天气。他们常将变革视为人类社会的内在现象：某种意义上，变革发生在密闭的容器中。不过，如今史学家们的认识有了一定变化。尤以坎贝尔为代表，他们开始从新的气候学出发，指出气候这一外在因素有时会对人类社会的变革起到决定性作用，不管对于中期变革还是短期变革均如此。气候因素在农业持续一年或两年的短期变化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而在中期变化中则较不明显。因为农业总是处于不断调整适应的状态，它能够顺应气候的中期变化，从而得到较好的收成。我们不妨以现代饥荒史为例，来看外在因素方法如何运用到研究当中。在过去的25年里，饥荒研究的主流学派强调食物获取权利的丧失而不是食物供应的短缺，才是导致饥荒的根本原因。这是由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提出的权利理论。简言之，该理论认为，物价上升之时，人们对非必需品的消费需求下降，而生活必需品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增高。某些职业的从事者，由于其产品在物价升高时被人们视为奢侈品，销量下降或失去市场，他们会发现在物价升高时自己的收入反倒降低，因此容易因为没有能力作为消费者进入市场而挨饿。阿玛蒂亚·森特别考察了1944年孟加拉饥荒中理发师的命运：由于人们无力承担理发费用，理发师在饥荒中的死亡率高于平均水平。事实上，除了职业群体外，权利理论还可被运用于分析其他群体的经历，如女性、年轻人和老年人等等。
    让我们来看一个运用权利理论的有趣例子——约翰·沃尔特（John Walter）与罗杰·斯科菲尔德（Roger Schofield）对1622至1623年英格兰西北部危机的分析。英格兰西北部依靠出售家畜和纺织品，从而在全国市场中换取食品。然而在1622至1623年，由于英格兰南部对纺织品和家畜的需求量下降，导致西北部购买食物的能力降低。在沃尔特和斯科菲尔德的分析中，英格兰西北部的问题在于它过早依靠市场经济。乍一看，这一分析似乎颇有道理，但是却存在三个问题：首先，该分析提早了英格兰西北部依靠食物进口的时间——在我看来，该地区在1622至1623年基本上能自给自足。其次，该分析低估了1622至1623年地方危机的严重程度，关于这一问题我在其他文章中已有论及。再者，该分析未意识到，1623年危机并非局限于英格兰西北部——苏格兰低地的危机要严重得多，爱尔兰可能也如此。沃尔特和斯科菲尔德的问题在于，他们未能将地方独特性与国家普遍性综合起来加以考察。
    以上论述表明，阿玛蒂亚·森的理论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有关饥荒问题的讨论，几乎全都受到权利理论的巨大影响。在多数历史学家乃至广大民众看来，饥荒的发生从根本上而言，是源于物品分配的不平等，而食品供应问题则仅扮演次要角色。因为史学家们对一个社会拥有的粮食总量往往知之甚少，而较容易发觉粮食供应者的囤积居奇和对市场的操纵。直到最近，情况发生了改观，我们开始了解中世纪的粮食供应数据（归功于坎贝尔），17世纪20年代兰卡夏郡一些地区的状况以及16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天气状况（皆本人的研究）。最后一种资料可以反映饥荒年份粮食歉收的规模和天气的恶劣程度。我还发表了一些成果，论及1680年后的半个世纪中，剑桥郡一个堂区的具体生产数值。总之，权利理论具有一定价值，有助于我们分析粮食短缺时食物的分配问题；但是权利本身不足以造成粮食短缺，因而我们需要另辟蹊径来研究粮食短缺问题：考察天气所起的作用。
    气候和历史的结合，可以在三个层面展开。其一，是几千年这样的长时段，这与本文论及的研究关联不大。其二，是跨越几百年或几十年的中时段。其三，有关天气的逐年记录——短时段。问题在于，我们在“中时段变迁”上尚缺少共识和定义。凯利（Kelly）和奥格拉达（O’Grada）近期在《跨学科史期刊》（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上的论辩，也显露了这一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气候学界和历史学家中有一个颇具影响的观点：由于小冰期从1300年一直持续到1850年（该日期由怀特确定），因而人为因素从19世纪往后，才开始在地球气温上升中扮演重要作用。凯利和奥格拉达分析了相关统计数据，发现在小冰期，气温变化较为随机，而未呈现出某一时期相对炎热、另一时期相对寒冷的状况。他们认为，小冰期实际上是一种人为处理数据的产物。该断言有一定根据，然而参与争论的其他学者却对之避而不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