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坎贝尔依据领主自营地账目，编撰了农业年产量的详细数据。该数据显示了农业产量随时间波动。但是对于更长的时段而言，我们不能作出类似的汇编（原因前已论及），而不得不使用高物价数据来判断农业产量的变化。坎贝尔能够在一个表格中展示所有数据；我们只能重点列出危机年份以及相关的一些背景年份。这两个数据一道，可以告诉我们英格兰中世纪粮食歉收的严重程度，以及近代早期粮食价格的高昂程度。
    通过这些数据，我们可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为：不能将饥荒视作马尔萨斯人口论积极抑制的表现。饥荒并非源于人口过剩，而是由于持续一段时期的粮食供应量的骤然减少。
    第二个结论，与坎贝尔的数据相关。我们看到，极端年份中粮食价格的高昂，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趋向低廉。那么，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是什么？
    该问题的解答对于解释饥荒消失的原因至关重要。首先，我们需要提醒读者，历史无数次证明，粮食价格与粮食产量间往往不是对等关系。因为在1650年之前，随着国际市场的发展，英格兰粮价升高会导致北欧其他地区粮食的涌入，从而使得英格兰粮价下跌。1650年之后，粮食市场则由于粮食补贴金（Corn Bounty）的实施而得到控制。通过此种方式，近代早期英格兰的粮食价格与产量间便不存在直接联系。
    1650年之后，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饥荒从英格兰完全消失，不过不列颠群岛其他地方并未完全摆脱饥荒阴影。与此同时，英格兰仍不时遭受农业歉收。1650至1749年间的粮食价格变化表明，依然存在困难年份；18世纪进出口数据可以间接表明困难年份的存在。我们会困惑：为何17世纪90年代和18世纪早期的农业歉收，并未导致英格兰的人口危机，而在17世纪90年代的苏格兰和法国北部，以及1740至1741年的爱尔兰，却产生了社会动乱和穷困？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解释某种现象没有发生的原因，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不过我们可以作一些尝试性的解读：
    首先，英格兰的农作物歉收从来没有波及到所有作物。有证据表明，在17世纪90年代，人们会依靠燕麦来弥补粮食的短缺。
    其次，我们有充足证据表明，人们在农业歉收时会降低消耗粮食的“等级”。人们会将小麦与大麦混合或完全使用大麦来制作面包；人们还可能会将原本用于酿酒的大麦，用来制作面包。同样地，正常年份被用作马饲料的燕麦，此时会成为人们的口粮。
    再者，可以肯定，在18世纪早期以前粮食产量下降时，英格兰不是主要通过进口粮食来弥补粮食的欠缺，而是通过使原本用来出口的谷物更多流入国内市场来补充。当国内粮价升至一定水平后，出口粮食会被视为非法行为，这样更多的粮食就会被用于国内消费。同时，英格兰也会进口粮食。1740年，英格兰甚至还从北美殖民地进口面粉，后来此种渠道遭到国内农业地区的抵制。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济贫法也保证了国内粮食的消费。虽然我们不清楚济贫法在粮价升高时究竟有何作用，不过我们可以肯定，在这些年份每个穷人获取的补助金有所增加，同时得到救济的人数也有上升。同样可以确定，17世纪90年代，济贫法的总开支增加。
    通过上述种种方式，在17世纪90年代甚至一代人之前的英格兰，恶劣天气与农业产量下降、饥荒困境之间的直接联系即被打破。
    综上得出五个结论与一点总结。
    第一，要实现新气候史与传统农业史的结合，难度很大。问题在于二者的移动速度不同：如何区分气候和农业变迁中的中等时段变化，仍存在问题。从气候的视角来看，1350至1850年对农业发展极为不利；然而事实上，该时期却见证了现代农业的兴起。
    第二，马尔萨斯理论中饥荒是对人口积极抑制的观点，在实践中并不可靠。英国的危机源于粮食供应量的骤然下跌，而不在于人口增速超过了粮食供应。
    第三，史学家们越来越重视恶劣天气对短期农业产出波动的影响。通常，单一年份的农业歉收，并不会造成死亡危机；而连续两年的农业歉收，在第二年会造成死亡危机；持续数年的农业歉收（正如苏格兰14世纪10年代、16世纪90年代和17世纪90年代面临的状况），则会给人口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第四，我们尚难以确定造成气候中期变化的原因何在。同样值得怀疑的是，是否存在一个“小冰期”：帕克在其巨作中仅把它作为论述的基础，而未对这一根本问题作任何论证。小冰期或许的确缩短了作物的生长季节，但是正如奥弗顿所言，关键问题不在于气温的降低，而是降水量的多寡。
    第五，在17世纪的英格兰，极端天气并未消失，而饥荒却不复存在。与此相反，饥荒在苏格兰却持续到了18世纪；直到19世纪，爱尔兰以及苏格兰西部以土豆为生的地区，仍面临饥荒问题。为什么英格兰能够迅速摆脱饥荒？我们尚不清楚确切原因，不过在我看来，部分原因在于：英格兰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角色的转换能力，将谷物转为人类粮食的举动，以及远距离购买粮食的能力（甚至在1740年，会从北美殖民地购买粮食）。
    最后，我认为，英格兰摆脱饥荒的关键在于其社会的弹性和它克服天气外在冲击的能力。英格兰可能是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中，第一个使天气成为仅仅会影响变革的负面因素而非决定性因素的国家。（作者R. W. Hoyle为伦敦大学历史研究学院教授，本文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冯雅琼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