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对现代世界至深至远的影响，是留下了一整套观念模式、行为仪式和革命术语，除“左派”“右派”“白色恐怖”之类耳熟能详的政治话语外，还有“热月”“雾月”“葡月”以及“旬日”等语汇。尽管后者只是因为激荡年代的重大事件且以之命名，才得以保留在今天的历史课本中，但这些以拉丁语和希腊语为基础创制出来的名词，是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颁行的法兰西共和历各个月份的名称，同样属于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创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们超越了政治精英们以巴黎为中心的激烈争锋，在革命期间发挥着巨大的权力潜能，一度规约着几乎所有法国人的日常生活节律。
    法兰西共和历以1792年9月22日作为纪元元年，纪念共和国的诞生。它将每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均分为三个“旬”，剩余的天数放在年末，称作“无套裤汉节”。像度量衡改革一样，新历采取十进制，每天分为10个小时，每小时100分钟。这部新历试图按照理性的原则，按照大自然的律动，创造一种严整规则的时间体系。以后每年的新年，均以巴黎天文台观测到秋分到来的时刻作为开端。因为在这一天，如共和历的首要设计者罗姆所说的：“太阳同时照亮两极，继而照亮整个地球。同一天，纯洁通透的自由火炬，有史以来第一次闪耀在法兰西民族上空，有朝一日，它必将照亮整个人类。”
    从革命政治上来说，共和历既是实践的，也是象征性的。首先，新历不再以基督降生开始计算日期，抹去了各种各样的宗教节日。时间的非宗教化，从日常实践和想象方面承担着去基督教化的任务。其次，18世纪的法国是一个地方差异极大的国度，农时、劳作习惯和宗教习俗的不同，使之存在着多样的时间系统和时间观念。“风俗、观念和行为准则的一致性，毫无疑问会促成一个具有相同习惯和价值倾向的大共同体的形成”，因此，与度量衡改革一样，新历也是革命政权努力构建民族国家的有用工具。再次，新历不仅仅是工具，它是有灵魂的，实体当中浸润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新的纪元，象征着神圣性从宗教转移到历史与政治；象征着与时间的决裂：告别旧时代，走向新时代。共和国的诞生在其中成为历史的零点时刻，已经埋葬的过去与革命许诺的美好未来在这里截然分开。科学、理性、平等与自由就是新历，同时也是它所计量的时间的灵魂。依然活在革命记忆围困之中的史学家茹勒·米什莱，在60年后谈到共和历时，依然充满激情地呼喊，共和纪元是“正义纪元，真理的纪元，理性的纪元”，是“人类趋向成熟的纪元”！
    如果将目光从政治维度转向革命时代法国的社会，将时间概念植入社会史研究，考察计时体系与时间观念对社会生活形态的塑造和规约，E.P.汤普森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有关时间与劳动纪律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用的视角。法兰西共和历的功用，不仅仅是充当民族国家建构的工具和共和主义话语的容器。作为一种时间框架，它是国家与社会的接触地带，自上而下地渗透到社会领域，成为强有力的机制，形塑着日常生活模式乃至社会心理，其间充斥着强力、折中和对抗。
    共和历诞生之初，激进的革命派没有意识到习俗和传统的巨大惯性，并未通过立法方式要求所有公民遵循新历的时间节律，将旬日而非星期日作为休息日。因此，在大多数地方，仅有政府部门、学校和地方激进团体实行新的时间表，集市和市场仍然按照传统的日子开市或休市，农民和手工业者继续过传统的假日。一些地方政府、军队、特派员或雅各宾俱乐部地方分部强迫民众遵循共和历，甚至以“反对革命原则”的罪名惩处那些不过旬日节者，但即便如此亦收效甚微。
    大恐怖时代，尽管在推行新历中存在着立法上的不完备，执行上的不系统，但政府以强力姿态介入，试图全面规范时间方面的事务，借此将权力的触角渗透入社会领域和确立社会秩序。“热月政变”之后，失去了恐怖国家机器的支持，将新历带入法国人的日常生活的动力暂时地消失了，民众迅速恢复了传统的七天制时间表。共和历受到大量的质疑和抨击，国民公会议员朗热内称其为“暴君历”，削弱了法国的生产，激怒人民反对政府。尽管恢复格里高利历的呼声很高，但在热月党人统治期间，共和历却延续了下来。其原因在于，正如法国史学家莫娜·奥佐夫分析的，共和三年决定新历命运的国民公会，虽然少了那些被推上断头台的人，但仍然是相同的国民公会，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未遽然中断。
    “采取最强有力的最具强制性的举措强迫民众遵循共和历”，是取代热月党人的督政府统治期间的政策。共和五年果月18日政变，建立了相对左倾的政府，给共和历重新注入了活力，强制执行旬日节成为优先目标。共和六年霜月14日，议员杜奥提出动议，呼吁确立国民假日，全体法国人都必须在“旬日”休息，禁止公民在公共场所工作，学校、集市和商店也须关门停业。该动议激起了大量的讨论，并促使共和六年一系列相关法律的颁行。经济与社会生活被迫按新历的时间表重组，以共和历的十天一旬制定集市和市场开市的日子，禁止报刊和公告等印刷品携带格里高利历的日期，剧院和表演应该安排在旬日或国家假日里，乃至结婚喜庆活动只能放在旬日举行。
    共和六年这些有关时间的法令，是政府角色的极大扩展。按照米歇尔·福柯的看法，在启蒙自由主义话语的掩护下，调整权力机制规约社会个体的日常生活，是现代“规训社会”兴起的核心。但历史表明，改造由风俗、习惯和文化心理构成的传统地基，是场异常艰难的工程。民众、官员的意愿以及行政机器的有效性，是工程取得多大程度进展的关键。民众对革命和宗教情感的强弱，地区和城乡之间管控程度的差异，是影响共和历采用的重要因素。在诺尔省，政府下令商铺在旬日必须关门歇业，不准摆售产品，禁止木工和瓦工在公开场所劳作，违令者将遭逮捕和罚款。这些举措看上去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督政府的专员向巴黎报告，旬日在本省较大的城镇得到了遵守。
    然而，传统习俗和心理，民众基于日常生活的理性计算，是法令政策一时难以改变的，导致政策的执行效果时常流于表面。商铺虽然在旬日关门，但他们利用法律的“漏洞”在店内继续工作，并且故意弄出很大的声响。不独如此，公然的犯禁也层出不穷。在一个名叫奥博丹的小小教区里，仅共和七年葡月的一个月时间里，就报告了144起违反禁令的行为。在工商业城市里昂，政府密探报告，共和历极少得到遵守，集市和市场仍然遵循旧例。在该密探看来，共和历漫长的工作周制度以及对星期日的宗教虔诚，是造成此种情形的主要原因。农村地区的情况更差，农民利用法律条文中有关“急迫情况”的规定，声言田地里的农活急切需要做，在播种和收获季节，在守礼拜日的同时，公然在旬日劳动。地方政府官员在向中央呈送的报告里，经常抱怨由于民众的“偏见、愚昧和习惯”，使共和历遭到忽视，形同虚设。洛埃-加龙省的官员说，是“习惯以及乡村当中团结协作的需要”，而非宗教偏见，阻碍了旬日节的成功。荣纳省甚至发生群众骚乱和起义，反对新历，捍卫传统的基督教时间。反抗的话语也紧跟形势，以捍卫人民主权和宗教自由的革命原则为口号。
    从共和六年到共和八年的两年多时间里，共和历及其界定的时间框架在政府与社会的博弈中，失败多于成功，走过了它的“辉煌”岁月。共和八年雾月18日（1799年）政变，是共和历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到1806年1月1日被废除，这最后六年“无疑是它的衰落史”。它为法国人规定的时间节律和意义，在此期间陆续遭到了抛弃。
    共和历在法国社会的实践历程表明，历史犹如滚滚流动的长江大河，其表面看上去变化万千，浪花不时飞溅，但沉寂的底部，日复一日静静流淌，稳定连续，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强大基础。任何一种政治理想，只要与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社会日常实践存在脱节甚或冲突，那么这种理想在践行中必然遭遇重重阻碍乃至归于失败。
    （作者：洪庆明，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