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哈丁是当代西方“列宁学”研究的代表学者，与许多西方学者对列宁的公然诋毁不同，哈丁一直以对列宁及其思想的深入细致分析与客观公允评价示人。但哈丁并未摆脱西方中心论的视域，因此有必要对其理论进行辨别，避免陷入其构建的“列宁主义”陷阱。
    在代表作《列宁主义》中，尼尔·哈丁直接指证列宁主义是一种教条主义。他认为，1914年以前的列宁是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忠实信徒，埋头于经典文本，几乎不关心国际形势，也没有直接领导群众民主运动的经验，对1905年革命期间的阶级力量和政治联盟的分析是独断的和教条的。哈丁认为，在一战爆发后，列宁教条主义地重申“国际工人的阶级斗争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唯一能够采取的正确道路”，这是以严重的学究气来看世界。
    应该说，哈丁看到了列宁在早期革命生涯就十分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理论研究，但据此认为列宁主义是教条主义明显有悖事实。列宁早期著作如《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怎么办？》等等，无一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俄国具体现实的典范。事实上，列宁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对整个世界秩序形成了强烈冲击，长久而深远地刺激着持西方中心论观点的学者的神经。在马克思主义由理论转变为现实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列宁具有优于同时代许多理论家的过人之处，即坚持以辩证法的观点具体地、历史地和现实地分析革命形势。对此，诺曼·莱文指出：“列宁没有在教条的意义上把理论与实践解释成相互独立的东西。”哈丁对列宁主义作出教条主义的定论，在本质上否定了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否定了列宁对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
    哈丁认为，列宁主义的教条化特点，使他从整体性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分离出来，也使布尔什维克从无产阶级政党的阵营中分离出来，因此“是一种分离主义思想体系”。在哈丁看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仅为意识形态划清了界限，也使得整个世界政治格局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了分裂，最终“为意识形态话语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地理政治框架”。
    显然，这个结论源于哈丁只看到了列宁主义的斗争性特点且把它绝对化，因此不能理解列宁批判各种反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态度，不能理解列宁分析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的学说揭示了新制度取代旧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并指出了无产阶级在这一历史使命中承担的重大任务。无疑，列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来看待意识形态问题的，认为经济立场对立的两大阶级在政治思想体系上也是不可调和的，这与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形成了鲜明对比。而哈丁的折中主义决定了他在方法论上无法接受阶级分析法所揭示的剥削压迫欺骗等赤裸裸的现实，因而得出列宁主义是一种分离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列宁在批判性与建构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哈丁也缺乏深刻理解。列宁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立场，为无产阶级革命、为殖民地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压迫提供了思想武器，为建构新的世界政治秩序奠定了重要基础。哈丁虽然承认“列宁主义触及了20世纪全球政治的根本”，但无法接受西方支配的世界秩序被打破，认为列宁主义的“目标正是要攻击欧洲政治共同的话语”，仍然是调和主义态度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研究”（13BKS007）、河海大学中央高校业务费项目（2015B10714、2013B02314）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