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记忆遗产又称世界记忆工程或世界档案遗产，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2年启动的一个文献保护项目。其目的是对世界范围内正在逐渐老化、损毁、消失的文献记录，通过国际合作，使用最佳技术手段进行抢救，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
    有些记忆以文字、图画或图片的形式记载在文献中，有些记忆却是看不见、摸不着地保存在亲历者的回忆里。物是人却易非，抢救记忆时不我待。很多时候，历史学家默默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疯狂迫害、屠杀犹太人，欧美许多国家都对渴求“救命”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三万多从纳粹屠刀下逃生的欧洲犹太人远涉重洋来到上海，其中也有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地。上海成了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接受的难民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所接纳的犹太难民的总和。直到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的陆续爆发，犹太人逃亡所经由的陆路和海路先后被切断，犹太难民才难以进入中国。
    当年来到上海的犹太家庭，有许多在中国度过了一两代人的时光。他们与中国人之间，形成了一种美好的、跨越文化障碍的友情，把这座遥远的东方城市视作记忆中的第二故乡，也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许多犹太人还曾投身中国革命和抗日战争当中，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
    1963年，以色列议会通过法令，向曾经在纳粹大屠杀时期不顾个人安危，救助过犹太人的非犹太人颁发“国际义人”奖。截至1990年5月，共有8611人被授予了这一荣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其中居然没有一个中国人。2000年7月，前国民政府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的名字被刻入犹太人纪念馆的“国际义人园”。人们后来才渐渐知道，这背后是潘光和他的同事们与国际犹太组织近十年的苦苦追寻与努力。
    有人说，潘光就是那位开启犹太研究“中国篇章”的人。如何把犹太人的记忆、中国人的记忆及每一位亲历者的记忆编织在一起，还原那段属于全人类的宝贵历史？我们不妨听潘光娓娓道来。
    将史学从书斋推向大众
    文汇报：1995年，《犹太人在上海》出版。那一年，正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2015年，《犹太人在上海》第四版和《犹太人在中国》最新版与广大读者见面。这一年，是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从《犹太人在上海》到《犹太人在中国》，其背后不只是研究范围的变化。作为主编，请您介绍一下其中鲜为人知的故事。
    潘光：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就想编撰一本《犹太人在上海》的画册，但是碍于经费制约，只得一再搁置。直到1995年，上海画报出版社（现更名为“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找到了我，双方一拍即合。画册力图再现上海救助犹太难民的难忘故事，推出后受到各方的广泛好评。
    从《犹太人在上海》到《犹太人在中国》，我必须要介绍一下两位非常重要的支持者——老市长汪道涵和原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1998年1月，赵启正赴京履新，随身带去了我送的那本《犹太人在上海》。他阅后问我：“为什么不把画册内容拓展到‘犹太人在中国’？”除了这个启发式的提问，启正同志和国务院新闻办还在各方面给予我们大力支持。从《犹太人在上海》到《犹太人在中国》，就要把哈尔滨犹太人、天津犹太人、开封犹太人、香港犹太人等中国其他地方犹太人的历史都纳入其中。当然，我们从198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在华犹太人研究，到了21世纪初，研究基础和资料积累做画册已不成问题，但是让人拿捏不定的却在于开封犹太人的历史——涉及比较敏感的宗教、民族政策问题。汪老非常支持我们的工作，很快把这个问题向时任国家领导人作了汇报，中央领导的回复是“让他们放心、大胆地做”，相信学人能把握好政策问题，这让我们稳稳地吃了一颗定心丸。
    2001年6月，《犹太人在中国》中英文对照版面世；2003年2月，《犹太人在中国》中法文、中德文对照版同时出版。很快，经赵启正之手，300余本《犹太人在中国》便出现在了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德国前总理施罗德、WTO美国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门撒尔及世界银行前行长沃尔芬森等各界名流的案头。
    2008年以来，我们又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合作，把画册变成图片展览，把犹太人在中国的故事送到美国去，送到以色列去，讲给国际友人听。近年来，还出现了关于这个题材的小说、纪录片、电视剧、音乐剧等。这正是我们史学界积极促进的“公众史学”——将史学从书斋推向大众。它们唤醒了中、犹两个古老民族的记忆，同时也唤醒了全世界的记忆。忘掉这部分让人心酸、难忘却又值得庆幸的历史，将是人类历史宝库的重大损失。通过编撰画册，我深刻地体会到：记忆不只是曾经发生的过往，记忆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无论快乐的记忆、痛苦的记忆，甚至是屠杀记忆；不论个体记忆，集体记忆，还是民族记忆，都是人类不可以遗忘的篇章。这大概就是中国人“以史为鉴”的智慧所在。
    文汇报：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初的“上海犹太人”和他们的子孙如今生活在世界各地。他们纷纷回到这座城市，回到记忆中的“第二故乡”。犹太人在上海这座城市留下了什么？
    潘光：犹太人给上海留下的宝贵财富主要体现在建筑、音乐和医学三大领域。这里指的不仅是犹太难民，也包括在他们之前来到上海的塞法迪犹太人和俄国犹太人。
    那些陆续迁入上海的犹太人，在上海建立了会所、教堂、学校、医院、俱乐部、公墓、商会，乃至政治团体，留下众多建筑遗产。据统计，上海现存的犹太遗址和特色建筑多达48处，且很多都仍在使用，一些甚至成为上海的地标性建筑。如坐落于延安西路64号的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曾是英籍犹太商人嘉道理的私宅，史称大理石大厦；今天，在南京路外滩的和平饭店底层外墙黑色铸铁窗棂上，我们依然可以找到犹太富商沙逊家族的双狗族徽，从前人们称它“沙逊大厦”，是沙逊家族在远东的标志；位于长阳路62号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1907年建造之时也是一幢私宅。后由俄罗斯犹太人集资将原来在其他地方租屋建造的摩西会堂迁入，成为一所供俄罗斯犹太人和中欧犹太人使用的宗教会堂。
    如果说建筑冷眼“旁”观昨天的故事，那么音乐则以其独有的优雅与热情言说着曾经的苦难与欢乐。如果说那些地标的缔造者主要是些富甲一方的犹太商人，那么音乐与医学的传递者则多为背井离乡的犹太难民。
    当时，有200多名犹太音乐家逃离柏林、维也纳等“音乐之都”，一路艰辛来到了上海。其中不乏享有盛誉的音乐家。如阿尔弗雷德·卫登堡在纳粹上台前已是驰誉德国，乃至欧洲乐坛的小提琴家和钢琴家。然而，纳粹的反犹政策使他在德国无法演奏，甚至难以生存，不得不随成千上万的犹太难民来到上海避难。在上海，他被聘为上海国立音专（现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学生，如谭抒真、陈宗晖、马思宏、章国灵、杨秉荪、司徒华城、李名强等。战后，他继续在中国演奏和教学，直至生命的终点。在犹太难民来沪之前，意大利犹太小提琴家、指挥家阿利国·富华，俄国犹太作曲家阿隆·阿甫夏洛穆夫就已来到上海播撒音乐的种子。阿甫夏洛穆夫还曾为后来成为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配器。
    在医学领域，必须提一下奥地利犹太人范尼·哈尔彭教授，汉名韩芬。她毕业于维也纳大学，曾受教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瓦格纳-尧雷格教授和精神分析法鼻祖弗洛伊德。1933年，她来沪任教，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担任神经系主任，开设精神学和神经学课程达10余年，还在红十字医院、中山医院、公济医院、同仁医院、仁济医院等多家大医院兼职，担任神经科主任等职，为上海医学卫生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她率先将精神分析法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我国精神病医学的创始人之一栗宗
    华医师就曾受教于韩芬教授，中国精神病学界的不少著名医师当年也都是韩的学生。
    文汇报：有数据称，自诺贝尔奖设立以来，犹太人拿走了19%的化学奖、26%的物理奖、28%的生理与医学奖、41%的经济学奖。犹太人创造知识和财富的能力一直令世人啧啧称奇，是什么成就了犹太人所取得的成绩？
    潘光：近2000年里，犹太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离散于世界各地，是什么让这个民族得以维系，并且重建了自己的国家？吉普赛人的遭遇似有几分相似，而今后者却如散沙一盘，失去了民族的凝聚力。我认为，犹太文明有着三个重要支柱：其一是以犹太文化传统为主体的民族认同感；其二，是以犹太教为纽带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观；其三，以家庭为基础、犹太会堂为核心的社团网络。这三个支柱是犹太人能够团结奋斗，取得成功的基础。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犹太民族非常重视家庭与教育，这点与中国文化十分相似。与中国家庭类似，犹太家庭也常常是四世同堂、三代同居。犹太人的经典《塔木德》中有许多可以在中国的《四书五经》中发现的箴言，如教导人们要孝顺父母、爱护妻儿，要注重学习，才能出人头地（“惟有读书高”）等等。
    为什么我们把犹太人一起祈祷的地方翻译为“犹太会堂”，而非“犹太教堂”？因为synagogue一词除了宗教概念，还有学校的意思。犹太人除了在那里进行宗教活动，还举办各类讲座和学习班。比如在星期天，犹太会堂都有主要面向青少年的“周日讲堂”，我本人就在美国犹太会堂的“周日讲堂”做过多次讲座。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犹太人善于把民族的灾难如纳粹大屠杀作为反面教材，以史为鉴，警醒后人。在每个犹太社区，人们都可以找到大屠杀纪念馆或教育中心。每个犹太孩子一懂事就会被带到这里接受教育。每年的纳粹大屠杀纪念日，人们都要汇聚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探讨如何从这一大悲剧中吸取历史教训。犹太人还特别善于向世界讲述大屠杀的悲剧故事，《辛德勒名单》等奥斯卡获奖片感动了全世界。现在，纳粹大屠杀教育已成为现代犹太教育和国际历史教学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犹太民族存在，纳粹大屠杀教育就会世世代代进行下去，持续不断地增强犹太民族的凝聚力。
    曾经有不少人认为是“日本当局救了上海犹太人”
    文汇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段写满伤痛的岁月,对于中国人和犹太人来说,都是如此。然而，任何苦难都没能阻止上海成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究竟是谁接纳了来华犹太难民？关于这个问题，学界似乎还有争论。
    潘光：事实上，这个问题的本质是话语权的问题。由于种种复杂原因，改革开放前国内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是缺位的，这就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钻了空子。于是，国外有些声音便说，当犹太难民涌入上海时，是日本人占领着上海，因此“是日本当局救了犹太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访问国外一些大学和博物馆时，经常听到这种说法。甚至有人问我，“既然日本是希特勒的盟友， 为什么他们还要救犹太人？”在一家国际知名犹太博物馆内有一幅“全球救助犹太难民图”，其中在“上海”这个黑点上注明救了25000犹太人，但却插了一面日本国旗。后来，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这面旗帜才被挪走。无疑，这种“日本当局救了犹太人”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在中国的土地上、在中国人生活的弄堂里，无疑是中国人民接纳了来华犹太难民。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给犹太难民发了数千张签证，让他们能逃离纳粹占领区，其中许多人来到了上海。
    当时日本侵略者控制了上海的一部分领土，在一段时间里没有拒绝犹太难民的进入。但是，到了1939年8月，日本当局便对犹太难民进入上海设置了重重障碍。到了1943年2月，日本当局又设立了虹口隔离区，强迫2万余犹太难民迁入该区，不得自由出入。应该指出，有少数日本官员是同情犹太人的，如当时日本驻上海副领事柴田，就暗中帮助犹太人，被日本当局逮捕，遭严刑拷打后押送回日本。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这些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勤奋研究和耐心宣讲，“日本当局救了犹太人”这种说法基本已消失了。
    文汇报：另一个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当时，到底有多少犹太难民避难上海？
    潘光：确切地说，这里有三个统计数字：第一个是三万多，这是指从1933年到1941年，所有在上海停留过的犹太难民，包括途经上海或在上海短暂停留后又去第三地的犹太难民，总计三万余人；第二个数字是二万五千人，指的是除去途经上海的人，到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导致上海对外海路交通断绝后仍留在上海，直至1945年9月二战结束才离开上海的犹太难民；第三个数字是两万，指的是1938年后进入虹口地区，特别是1943年2月后被迫进入虹口隔离区的犹太难民。
    第三个数字与很多当年生活在虹口的犹太难民的回忆相吻合，因为他们只对于自己居住的虹口的情况有所了解，对于上海犹太难民的整体情况和途经上海的犹太难民的情况则不甚知晓。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看不懂中文资料，因此对于《申报》等中文报刊，以及中国政府、汪伪政府的中文统计数字和相关档案，想必是没有办法阅读的。
    文汇报：《犹太人在中国》一书被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赵启正称为讲好中国故事、促进公共外交的成功案例，可否请您谈谈在来华犹太人研究过程中，对于建立我们自己话语体系有何体会？
    潘光：如前面提到的究竟是谁救了来沪犹太人，来华犹太难民究竟有多少人等问题，本身并不难回答，因为历史总归会回归其本来面目。然而，问题核心是话语体系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主动、积极、实事求是地去研究，话语权就可能落到了人家手中。
    再举一个例子，到2000年，全世界有两万多人因为解救过犹太人，而被以色列授予“国际义人”称号，其中却不见中国人的身影。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二战期间，上海被称为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难道当年就没有中国义人，冒着生命危险搭救犹太难民？在国际犹太组织的帮助下，我和我的同事们寻找了许多年，终于发现前国民政府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曾通过发签证救助了数千犹太难民。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我们把所有资料交以色列相关部门审核。最终，何凤山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国际义人”的称号，他的名字被刻入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国际义人园”里。
    由此我深深体会，中国人的义举，中国人自己不去研究、宣传，还能够指望谁来研究、宣传？重要的是，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搞清楚故事的始末。2010年，“来华犹太难民研究”被确定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由我担任首席专家，其主要目的就是抢救口述史料。在史学界，我们称之为“口述史学”。现在，亲历者正一天天远去，抢救工作时不我待。我们还原历史，然后从理论上进行分析，进而总结犹太避难史上的中国模式或特色。
    上海缺乏能整理、编目历史档案资料的学人
    文汇报：据我所知，您是学习世界史专业出身的。当年，正是那篇题为《犹太人与中国》的博士论文，开启了您对于在华犹太人避难史的深入研究。您如何理解世界史与中国史之间关系？
    潘光：世界史和中国史是很难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犹太人在中国”是中国历史的重要一页，又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也与欧洲史、德国史、犹太史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研究犹太难民来华避难的原因，就必然要涉及纳粹在德国、欧洲反犹的种种暴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向世界让“国际”和“国内”变得越发密不可分，中国史和世界史自然越走越近。
    曾几何时，受到资源、经费、人员调配等等条件的限制，各高校历史系普遍存在着世界史和中国史之间某种意义上的“竞争”。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文献资料的不断丰富、国家对于科研投入的不断加大，以及人才流动效率的不断提高，历史学科的科研教学条件大大改善，两个学科逐渐地从“对立”走向了合作。我认为，在未来的研究工作当中，将世界史、中国史和上海史三方面结合起来，并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状研究紧密联系，是摆在历史学人面前的重要任务。
    文汇报：上海市世界史学会刚刚庆祝了她的30岁生日。作为会长，您见证了世界史研究的哪些变化？
    潘光：30年来，上海世界史研究和教学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其一是课题研究的繁荣。当年课题还是个稀罕物，而今学者手里几乎人人都有课题，从青年课题、国家社科一般课题、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到省部级课题、上海市课题、其他省市课题，再到国际合作课题、横向课题。学者研究积极性高涨，才会硕果累累。
    其二是科研经费的充裕。30年前，搞科研没有钱，而今是不差钱。那时，一个学术活动的经费往往只有几百块钱，买些水果、泡几杯茶都有困难。现在一个国家重大课题就有60万到80万元的经费可以支配。以至于近年来只听见学者报销难、填表难的抱怨，却没了少经费、没课题的呼喊。
    其三是学科地位的提升。原来，世界史是历史学下面的二级学科，如今变成了一级学科。学科地位的提高，势必优化世界史学科的资源配置，提振学者的研究热情与士气，为世界史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
    其四是学科梯队的形成。30年来，一批批中青年学者茁壮成长，已成为世界史教学科研的顶梁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上海市、全国、乃至国际级奖项；同时，一些大师级人物继续发挥着传帮带作用，我们这两年授予陈崇武、李巨廉、叶书宗、艾周昌、王斯德五位老专家学会的“终身学术成就奖”，为中青年树立了标杆。
    其五是科研与教学的结合日益密切。近年来，世界史学会吸收了一批中学历史教师加入学会，2015年又开始举办历史教学论坛，将中学历史教学纳入世界史学会的研究范畴，将世界史教研从高等教育向基础教育延伸，使科研与教学的结合更趋密切。
    文汇报：机遇总是与挑战伴生。您在历史研究过程中遭遇了哪些新的挑战？
    潘光：说到问题和挑战，我特别要提一下上海现存历史资料和档案的整理与开发问题。我曾多次接待来沪做专题研究的外国学者，但到档案馆、图书馆等单位一看，除经济史和中共党史等一些专题外，还有许多历史档案资料并没有系统整理和编目，使学者们不得不去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捞针”。这使我痛感，上海还有那么多档案有待发掘、整理、翻译，这是历史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1949年前上海的档案资料尤其复杂：公共租界的档案是英文写的、法租界的档案是法文写的、日本人的档案多是用日文记录的、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的档案则都是中文繁体字，上海犹太人的档案甚至有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的，还有俄国人的俄文档案、波兰人的波兰语资料、德国驻沪机构留下的德文资料等等。上海档案馆中的档案资料大概有几十种语言，整理难度极高。
    1995年奥地利总统克莱斯提尔到上海访问，提出赠送20台电脑做档案整理之用。他的好意令人感动，但我们并不缺电脑，而是需要既懂历史又懂多种外语的人才，不是几个人，而是成百上千的能够坐下来做这样艰苦细致工作的人，也许要做许多年才见成效。当然，这项工作不是一个学会或一个单位能完成的，需要各学会及各部门的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