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旧时代的中国人来说，1949年无疑是一个大变局的年代。从上年秋天开始，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拉开战幕，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国民党上百万精锐部队灰飞烟灭。这年的元旦刚过，挟淮海之胜威的解放军再度集结重兵于长江北岸，兵锋凌厉，剑指南京。在匆忙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总司令后，蒋介石于1月21日宣布“下野”。至此，中国大势已不再有悬念。

百万人潮入台湾

隐约可闻的隆隆炮声中，昔日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上海滩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躁动。随战争而来的，是一股规模浩大的难民潮，一些对新政权感到恐惧的昔日旧官吏、公务人员、资本家、富商等人群纷纷云集上海，以图跟随国民党政权继续前往台湾。这段时间里，如电影《滚滚红尘》中的逃难故事每天都在上海的码头重复上演。

由于台湾与大陆隔海相望，当时迁台的途径主要以海运与空运为主。不过，由于飞机数量及运量有限，加之票价高昂且受天气等各方面因素影响，海运成为前往台湾的最主要渠道。在南京被攻占前，上海成为迁台人员的主要集散地，当时来往于沪台之间的轮船公司有中联、中兴、民生、舟山、太古、大通、招商局等十余家，轮船更是高达五十余艘。

轮船虽然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数，但在几十万、上百万想涌入台湾的难民潮面前仍是杯水车薪，一票难求。据转进迁台的青年军贾贞斋回忆，最紧张时，他带着部队到达黄埔码头，看到码头上已是人声鼎沸，士兵、军眷、难民挤在一起，人们争先恐后搭船逃离上海，整个码头犹如人间地狱。……为了挤上船，许多人冒险企图攀爬上船，结果像饺子下锅一样，由船舷落入海中，真悲惨!……

另一位青年军尤怀贤也说，当时上海已是乱成一团，黄浦江沿岸挤满了人和代运物资，多少人因抢搭船掉落黄浦江被淹死，造成妻离子散、骨肉分离的悲剧。谁也管不了，人命如蝼蚁般的难民潮。因为他们系部队性质，所以能驱散人潮顺利登船。

还有人回忆，当时上海码头乱七八糟的停放着数千辆被抛弃的汽车，上海也是满街都在出卖家具、旧物，平常一部需要上千银元的《三希堂法帖》，这时50银元就能得手。至于线装的大部头《二十四史》，那不是按部卖而是论斤称了。

喧嚣的逃难潮中，“太平轮”只是其中一艘。据生还者之一李述文回忆，他当时是山西公务员逃难团中的一员，在1948年冬太原被包围前逃了出来。一行百多人一路逃亡，最终赶到上海。登上“太平轮”后，他们发现这“不是装人的船”，货舱挤得“像猪舍一样”，弥漫着酸腐气味，令人阵阵作呕。尽管如此，他们仍为自己能够登船而感到庆幸。

乱世当中，人的命运仿佛冥冥中自有天注定，登船未必幸运，不登船也未必不走运。在当时情况下，很多人是通过关系或塞金条才得以偷偷上船，而有些人则是碰巧，如国立音乐学院院长吴柏超为学校迁台选址而想搭乘“太平轮”去台湾，但他赶到码头时船已满载，正当他想转身离去时，船上原本相识的三副把他叫住并将自己舱位让给了他，结果一去不回。

也有另外一些人因为各种原因而没有坐上“死亡之轮”，如国民党四平市书记长梁肃戎因刚出生的二女儿发烧而放弃登船，同行好友家眷二十多人也一起退了船票，结果逃过一难。后来的学者、当时还在幼年的郑培凯，他们全家买好了1月27日的“太平轮”船票，因为郑培凯吐奶，家人于是退了船票改乘飞机。星云大师也曾说，“我因为时间匆促，赶不及搭上那班轮船，而幸免一劫。”在大师看来，这就是因缘。

不了了之的赔偿

海难消息传出后，“太平轮”所属的中联公司大股东周曹裔家被数百名受难者家属包围，愤怒的人群涌入房中，捣烂了所有的家具、摆设，还有公司的大门、办公设备、玻璃窗也全被砸碎。但这一切，并不能挽回近千人的生命。

据上海档案馆的档案显示，“太平轮”受难者家属在事发后立即成立了“太平轮被难旅客家属善后委员会”，负责与中联公司谈判赔偿事宜。后来，这些人被中联公司安排在吴宫饭店并负担一切费用，每人发放米15石。在通货膨胀剧烈、经济接近崩溃的1949年，大米或许比所谓纸币更加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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