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各大报社如《申报》、《大公报》、《民国日报》等同仇敌忾，一致谴责日军的野蛮行径，号召全国各界赈济灾区民众。

日本对国民党的宣传自然不会置之不理，6月16日，日军控制下的《盛京时报》刊文称“决溃黄河堤防为党军计划的行为”。

最早披露黄河决堤消息的并非国民党中央社，而是《申报》香港版。6月9日，《申报》香港版发表来自上海的电讯，很有“预见性”地写道：“以现实情形观察，除非华军决心决开黄河堤坝，水淹广大平原，否则日军……必能迅猛向前推进。”6月10日，该报又发表来自汉口的消息：“据非官方报告称，兰封至洛阳至黄河堤，将由华军决堤淹没……”

渠长根说，“这样一来，中日之间的新闻战和一些媒体爆出的异样信息，使得人们觉得事情似乎没有如此简单。于是，大量新闻记者要求到决堤现场采访”。

决堤部队对此早有准备。6月9日，在花园口刚刚放出水来的时候，商震就电令新8师用炸药将决口附近的小龙王庙和民房、大树炸倒，伪造日军炸毁黄河大堤的现场。

6月22日，当中外记者们来到花园口现场时，一幅热火朝天抢险堵口景象呈现在他们面前：大堤上下、人头涌动、呐喊声不绝于耳，士兵们、民工们手提肩挑，口门两侧堆满了用来填埋的土方石块。大堤内侧，船工们划着木船，将堵塞物抛到水中……

在后来的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出这场戏基本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各大媒体依旧将决堤一事归咎于日本侵略者。至少在抗战期间，大多数国人相信，花园口决堤是日本人所为。这样的宣传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国人的抗战热情。

记者们离去了，那些喊着号子的堵口官兵们迅速放下了手中的工具。花园口的合龙，还要等上8年零9个月。

黄泛区

6月9日的决堤放水，终于让花园口这个郑州北郊的偏僻地带，成为抗战史上抹不去的符号。从这里转逝东南的黄河，又在中国大地上划出了一片用特有名称标注的区域——黄泛区。

奔涌而出的黄河水并非任何人力所能控制。几日大雨之后，赵口的豁口也被猛涨的黄河水冲开了。两股黄河水下泻后，西边一路沿颖河下泻淮河，东边一路沿涡河到安徽怀远流入淮河，黄、淮合流后涌入洪泽湖，最后合流长江入海。黄河水所过之处，皆是一片汪洋。

《豫省灾况纪实》里有一段文字如此勾勒出黄河决堤之后的洪灾惨景：“当时澎湃动地，呼号震天，其悲骇惨痛之状，实有未忍溯想。间有攀树登屋，浮木乘舟，以侥幸不死，因而仅保余生，大都缺衣乏食，魂荡魄惊。其辗转外徙者，又以饥馁煎迫，疾病侵夺，往往横尸道路，填委沟壑，为数不知几几……因之卖儿鬻女，率缠号哭，难舍难分，更是司空见惯，而人市之价日跌，求售之数愈伙，于是寂寥泛区，荒凉惨苦，几疑非复人寰矣! ”

滔滔黄水一泻千里，广阔平原沦为泽国。豫、皖、苏三省44个县89.3万人命丧黄泉，1200万人流离失所。到1946年黄河回归故道，8年间，豫东大地饥荒连年、饿殍遍野。“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无径荒草狐兔跑，泽国芦苇蛤蟆鸣”，这就是劫难后黄泛区的真实写照。

自残自戕的御敌之策，在中国人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触碰这创伤时，我们不得不追问，以水制敌的战略是否取得了效果?

必须承认，花园口决堤部分实现了预想的军事目的，唯此勉可告慰付出惨烈代价的国人。

6月9日决堤之后，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对奔涌而至的黄河水猝不及防，有的被洪水淹没，有的为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

东史郎那时是侵入豫东的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在他出版的《东史郎日记》中记载，6月14日早上，他刚支上锅准备吃早饭，军队中便传来了“敌人炸毁了黄河堤坝，大队及时疏散”的命令，士兵们紧急转移，没跑两步，便发现湍急的浊流滚滚而来，冲走了一个个村庄……

在此后十几天的日记中，东史郎详细记载了日军和后勤部队失去联络、给养断绝、被中国军队紧追不舍的情形。“这是一条因黄河决堤而形成的河，走在我前面的士兵在夜色中过了河。渡过河之后，却不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不知哪边是浅滩，但总之必须过河……”

“士兵们一发现一点食物，就像猫叼着鱼探到角落里那样，隐藏起来一个人独自享用。我们到处转来转去找食物，早田里开始还有土豆种，不过，没几天就被吃光了。把南瓜秧弄来煮着吃，但马上就被各分队抢光了。很快田地里没有一点可吃的东西了。洪水又切断了我们前后的道路，一连过了好几天，粮食都没有送来。”

直到8月8日，惊魂未定的东史郎等士兵们才登上火车，一路退到了安徽境内。

花园口决堤之后的一个月内，中国军队开展了反攻，豫东地区的日军基本得到肃清，日军被迫逃往豫皖交界处。

后来，在谈到黄河决堤所带来的战斗人员伤亡时，日军承认“曾受相当损失”，从中日双方所披露的材料来看，这个数字从7000人至20000人不等。

黄河决堤给日军带来的重创不仅仅在占领区的缩小和部队减员上，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日军预期的进攻路线被打破。豫东战场渐渐冷却下来，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黄泛区的东面，中国军队沿西岸据守，沿新黄河以西修筑起“防泛西堤”，而日军也在对岸修筑起“防泛东堤”。直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郑州才被他们攻取。

武汉却没能守住。蒋介石原本期望花园口决堤能够为武汉会战赢得半年以上的时间，黄河突然改道也确实让日军被迫改变进攻路线，拖延了一定的进攻时间，但仅仅3个多月后，武汉还是失守了。

黄河归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决定在花园口堵口，引黄河回故道。1946年2月，黄河堵复工程局成立，3月开始花园口堵口工程。

此时，花园口已被扒开了8年时间，决口处已经由最初的4米多冲宽到一公里多长，远望茫茫一片。堵口成了一项浩大工程。直到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工程才实现合龙，横冲直撞了8年零9个月的黄河终于回归故道，黄泛区也由此成了一个凝聚着苦难的历史名词。

黄河归故被国民政府当做一项济世抚民的重要政绩，在堵口处树碑立传。蒋介石亲笔题词“济国安澜”。殊不知，题词者恰恰就是当年下令决口黄河之人。

在花园口决口之后的数十年间，这一事件始终迷雾重重。特别是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对这一事件的真实历史更是讳莫如深。

直到1967年，移居美国的国民党中宣部前副部长董显光作为知情者，在其撰写的《蒋总统传》中，首次披露“我方将郑州的黄河堤炸毁，以滔滔之水对抗侵略之敌。”数年后他出版的另一部著作《蒋总统秘录》中，又简单介绍了花园口的决堤经过。

而在台湾，自1975年蒋介石病故后，政治高压被逐步解除。1982年，事件的参与者之一魏汝霖发表了《抗战时期黄河决口纪实》一文：“6月4日，第53军一个团奉先总统蒋公电令，在中牟县境赵口决堤，并限本日夜12点时放水。先总统蒋公以决口事关重要，提出第20集团军商总司令负责执行，汝霖时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奉命前往河堤主管其事，昼夜监临，知之最详……”

1938年6月的真实场景，自此露出了相对清晰的冰山一角。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如今屹立在花园口黄河大堤上的决口遗址，如同我们民族肌体上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长久地向后人昭示那段空前惨烈的苦难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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