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服与统治是两种不同的思路——征服是前奏，统治是后续。在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是统治。再强大的武力在“蕴藏在群众中的伟力”面前都不值一提。秦始皇最大的失败就在于，他未曾在第一时间完成角色转换，而他那个篡权上位的儿子胡亥更没有完成。 无司法独立逼得高官反 再回头看李斯时，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自“商鞅变法”以来，秦王便获得了绝对的统治权——“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因此，秦国历代丞相都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失去了秦王的宠信，丞相就要大难临头了!即使你想回归平头百姓之生活也不可能，必得将你肉体消灭、族门诛灭。这么做的原因很简单——你的后代门生故吏还在，你的影响力就还在，你东山再起的可能性就在，君王怎么可能会放心? 商鞅变法如此成功，最后却被五马分尸，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种畸形的专制制度。法家开创的这种绝对的专制，将丞相活生生地变成了君主身边的猎物。从秦开始，“伴君”真的开始有了“伴虎”的味道。没有司法独立，以严刑峻法来让高官们人人自危，在皇权之下恐惧颤抖——这种由上而下散发的威权与恐惧，最终从“沙丘之变”开始，将秦王朝一步步地推进了覆灭的深渊。 沉重的赋税与徭役，成了压在百姓头上的“两座大山” 大秦之所以会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根本原因在于，百姓活不下去了，而活不下去的原因就是大秦帝国过于沉重的赋税与徭役。 国家想要正常运行，就必须要收税。在商周时期，税率为十分之一，但秦帝国的赋税是三分之二。这就意味着，你产出的粮食每年都必须要刨除三分之二给国家。在那个生产力尚不发达、生产效率不高的时代，三分之二的赋税，意味着一家人即便每天勒紧裤腰带都吃不饱。到了秦二世时期，国家大工程有增无减，徭役也越来越重，原来的减负政策被束之高阁。据统计，在二世时期，秦国一年要征700万徭役，而当时，整个秦国才不过2000万人，男性有1000万左右，多达700万的男人都在给国家干活，再加上赋税丝毫不减，百姓吃饱、活好便成了一种奢望。 贵族、遗臣与游士的联手 另一个导致秦末大乱的重要原因——政治利益分配不均。在灭六国以后，秦王并没有给予原来六国的贵族与遗臣恰当的待遇，而是简单粗暴地直接将其政治、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完全剥夺。但是，这些贵族遗臣又并非全都是窝囊废，其中还有很多具有号召力与真才实学的人，比如项梁、项羽两叔侄，田儋、田荣、田横三兄弟等。要知道，这些人虽然输光了台面上的所有筹码，却依然有本钱，自然不会甘于做平民。 再者，战国时期存在着大量的“游士”——秦灭六国以前，这些游士可以来往于各国之间，游说诸侯谋得一官半职。做得出色的人甚至可以官居卿相、裂土封侯。但是，在大秦帝国建立以后，游士发达的这条路便被封堵了。不管是苏秦、张仪那种给奶便是娘的“反复小人”，还是“义不帝秦”的鲁仲连那样的正人君子，都没有了其他的选择。他们只能向秦臣服，以谋出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