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瑞 据资料显示，明代时期的政治制度，是以州县为界，上下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州县以上，其政治形态为官僚政治，有着一整套以典章制度为规范的行为准则，而在州县以下，其政治形态多为乡绅政治，有着另一套以人情关系为规范的行为准则。这样一来，明朝州县就是一道明显的分水岭，对上一种做法，对下一种方式。 由于州县属于国家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最底一层，故它的上司之多、监控之严，不仅导致州县动辄掣肘，难有作为，而且也使得州县馈送之弊常现、接待之负颇重。可以说，当时凡任州县者，不时常馈送就无法做官；不很好接待就可能丢官。毕竟，他们面对的是：顶头上级----府衙和布按二司；检查组----中央派出的巡按督抚；故旧朋友----各类过往客人；以及最高管理层----京司等。 馈送之弊有多严重，我们暂且不议，今天先探讨一下州县一级公款接待造成的沉重负担问题。 提及接待，我们都知道，既是好事，也是坏事。一个地方若连客人登门都没有，说明情况不容乐观，或穷山恶水，民风不佳；或官员无能，无人惠顾。故而，即便是今日，有不少官员把接待看做是“生产力”，说是接待到位了，会产生不是生产环节胜似生产环节的高效率高效益，能帮助本地本区发展，比如跑部要资金要项目等。从这个角度看，接待无疑是好事了。但若是往来人员过多过滥，接待费用就会飙升，就可能造成极大浪费和负担，就又转变成坏事了。 在明朝情况也是类似。那时，过往客人涉及面广，情况多样，有朝廷命官公差，有官贵子弟经过，还有中官派遣、故旧私访等。因此，驿传供给费用以及地方衙门招待费用就成为州县的一大开支。 事实上，这一现象自明初已经出现。“往常布政司及诸有司，但闻是朝廷差遣人员，不问有无承制，或是六部差使，五军遣行，各卫勾军，如此数等不辨，一概阿从。所以承差之徒，不拘贵贱，所到衙门，径由中道，直入公厅，口出非言。诸司阿奉，略不奏闻。布政司听六部嘱，府州县听布政司嘱，州县听府嘱，县听州嘱。”(《大诰续编·妄立干办等名第十二》) 崇祯时御史毛羽健曾陈言驿递之弊道：“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明史》卷258《毛羽健传》) 按说，海瑞在对待过往客人上之严格是出了名的。曾有总督胡宗宪之子过淳安，辱驿吏，遭海瑞严惩；还有都御史鄢懋卿路过淳安，供具甚薄，且抗言曰：邑小不足容车马。这些事，直到今天，仍有许多史界人士对其刚直做法赞誉不绝。但就是海瑞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招待过往客人的重要性，他在言及州县重过客的原因说：“宁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宁可薄下，不可不厚于过往。”“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口大，稍有不如意辄颠倒是非，谤言行焉。”“厚客非出乎己身，取之百姓之身为之也。”(《海瑞集》上编《淳安县政事序》) 海瑞的一席话，既凸显出州县一级不堪接待过往客人重负，已是司空见惯、逼不得已；也说明了州县一级不敢怠慢过往宾客的深刻缘故。试想，朝廷命官公差、中官派遣，都是公务在身，在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社会环境里，岂敢有半点怠慢。即使是官贵子弟经过，也是树大根深，后台极硬之流，得罪了没啥好果子吃。若说故旧私访，作为州县现在主管，你敢冷落故旧，一旦传扬出去，恐怕也无法在官场立身了。是故，林林总总，没有一个是能不热情接待的，没有一批是可敷衍了事的。所以，公款接待费用自然就居高不下，甚至年年突破…… 此情此景，何时是头，何时能了？好在我们探讨的是明朝之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