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捻军 捻军的发展受到太平天国的影响这是毋庸置疑的，由于缺乏严谨性，很多人在对天平天国和捻军的关系研究中，不仅没有结合捻军的发展历史进行详细地分析，甚至误将捻军等同于太平军，这是错误的。捻军不仅不是太平军的一部分，而且它们的关系也不是一直都是联合的。 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关系，大约分为下列几个时期。时期不同，关系也不一样，这里分别说明如下： 第一是捻党时期(一七九七年——一八五三年)。白莲教起义发生在一七九六年(嘉庆元年)，太平天国起义发生在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中间相距半个世纪。这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过程中两次农民大起义的高潮，捻党便诞生在这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因此，它既和白莲教有关，也和太平天国有关。白莲教起义失败后，部分白莲教徒和裁撤回淮北的清朝乡勇，就以捻党形式进行活动，这便是捻党的诞生。一八二二年(道光二年)朱麻子和邢名章以白莲教的名义在河南新蔡起义，安徽颖州(阜阳)的捻党成员参加不少，实质上是一次捻党和白莲教联合的起义。这种联合起义后来也曾发生，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安徽阜阳白莲教徒王庭桢等起义，这里正是捻军起义的故乡，当然也是联合进行的。往上推，元朝末年白莲教的彭莹玉、刘福通以至在毫州坐过皇帝的韩林儿，都以皖北为活动基地，可知白莲教在皖北是有悠久的历史根源的。安徽历史研究所的同志们在调查捻军史迹时，没有调查出捻党和白莲教的关系，便认为我的说法毫无根据，我看这问题且不忙于下结论。既然文字资料中有这种记载，调查起来也就可能找到线索，不过，白莲教的活动距今更加遥远，恐怕靠调查来解决问题是不容易的。这也说明，捻党产生比太平天国早得多，它自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不好随随便便把两者混淆在一起。即使到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以后，太平天国虽然已在广西起义，捻党却仍然在千里迢迢的淮北，天各一方，无从联系，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关系。所以说，在捻党时期，这两者是毫无瓜葛的，这种关系，一直要到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以后，等太平天国的力量到达长江流域时，才开始发生了变化。 第二是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互为影响时期(一八五三——一八五七年)。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的年初，太平天国的大军从武昌沿江东下，一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二月二十四日占领安庆，三月十九日占领南京，清朝的安徽巡抚蒋文庆和两江总督陆建瀛均被击毙，清军望风而溃，各州县纷纷失守，清朝在江南的统治发生了根本动摇。这是一个暴风骤雨的时代，面对着这种严重的局势，中国社会各阶级和各种社会力量，根据他们不同的经济和阶级地位，迅速地发生着各种分野，分别以不同的政治态度，来对待这个翻天覆地的时代。在地主阶级方面，逃亡的将军，败死的官绅，溃退的清军乱成一团，但在这混乱的背后，却有新的反革命力量在集结，以曾国藩为首的汉族军阀就是在这种局面里显露头角的。从赋闲在籍的清吏里，清王朝委派了几十名各省的团练大臣，安徽的吕贤基和袁甲三等，都在这时起程南下，准备把各州府县里的地主豪绅组织起来，举办团练，以抗击革命运动。在农民方面，长期以来，受尽苦难凌辱的黑暗日子似乎即将过去，天空中出现了光辉灿烂的彩虹，多少人欢欣鼓舞，多少人眉飞色舞，面对着全新的局面，便纷纷揭竿而起，组织武装起义了。这时候，从安徽一直延伸到河南、山东等省，几乎每一个州县都有围城、抗粮、杀差事件发生，而其中最大的抗清起义，便是淮北的捻军。 太平军占领安庆以后，破监释囚，有部分被释放的淮北籍犯人把这一翻天覆地的消息，带到了淮河两岸。捻党首领张乐行，就在这时组织起义，其他各地如宿州、怀远、灵璧、颖州、庐州等地也出现了陆遐龄和纪黑壮等捻头起义，这是捻党向捻军转变的开始，这个过程一直延续了几个月，到这年六月间，北伐太平军到达皖北，占领蒙城和毫州以后，这支农民起义才发生了质的变化，捻党转化为捻军的过程宣告结束，起义正式开始，这是太平军和捻军第一次的接触，是两支大军发生联系的开端。从现有资料来看，这正是太平天国全盛时期，不仅北伐部队没有重视捻军的力量，南京的太平天国最高当局，也没有把捻军起义放在视线范围以内，因此，两军没有任何其他联系，只是太平军路过而已。捻军成员有人参加北伐，随之北上，但他们人数不多，作用不大，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二月四日，太平军北伐援军在黄生才、曾立昌等率领下，北上山东，以谋解救北伐军的围困，援军由安庆到六安，路过淮北时，捻军起义已较上年力量壮大，人数增多，整“捻”整“捻”地参军，使原来出发时只有七千五百人的援军，突然增加到几万。许多县城，援军尚未到达，当地农民军已经破城而入。许多县城，援军离开以后，在当地农民军的掌握下，还占领过一个时期。援军到达黄河丰北渡口时，大量捻党、白莲教徒、失业船夫、河工民伕等加入军队，《山东军兴纪略》说，这时太平军是“红巾帕头，旗帜五色”，《夏邑县志》说：“侦探谓土匪貌如贼者”。这说明，太平天国的旗帜旁边出现了捻军的军旗。究竟谁是“贼”(太平军)，谁是“匪”(捻军)，连清朝的侦探们也辨别不清了。后来，援军在山东临清的失败，与这些缺乏严格训练的“捻众”有关，把这支军队说成是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联合部队，是完全合乎事实的。但这种合作是杂乱无章的，“捻众”的溃散招致了北伐援军的失败，太平天国将领的无能，不能把这些“捻众”加以严格管理和提高，也是失败原因之一。 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经过杨韦事变以后，石达开把安徽战场上的太平天国精锐部队带走，军力薄弱，防务空虚，这才迫使着洪秀全和李秀成等转变政策，采取了联合捻军，增强实力的方针。在捻军方面，雉河集两次失守，迫使张乐行不得不率部南下怀远和三河尖，但依然遭受着胜保和袁甲三两军的压力。这时，双方均感到只有联合，才能共抗强敌。当时，有个叫做黄恩彤的清吏写道： “初之捻匪与长发为二，今之捻匪与长发为一。当长发之初起也，……是时尚未有捻匪为之助也。即捻匪初起，亦自张旗鼓，不屑附于长发也。既而北犯之贼，全军受戮，无一生还；上下游各要地，亦经我军次第克复。贼见势之日蹙也，于是以全力守安庆，而时时分出股匪以与我争江外之地，兼挠我江北之军，意谓不如此，不足以延金陵旦夕之命也。是时，捻匪屡经受创，势渐披靡，不得不假长发之声势以图再振；而长发亦因党与渐离，乐收捻匪以为用，于是分者始合，狠狠苍黄，急则相倚，势使然也。” 这里说的是联合作战以后的情形，而且远不完备，但所谓“急则相倚，势使然也”却是事实。因此，李秀成通过他的部下、后来的叛徒李昭寿，向在三河尖的捻军送去札文，邀请他们参加太平天国，捻军首领张乐行、龚得树等亦即复文，表示同意，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三月四日，两军会师于霍丘城外，这是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新时期的开始。 第三是太平军和捻军联合作战时期(一八五七——一八六一年)。两军联合作战虽然双方都有需要，但也均有阻力。捻军内部后来出现过反联合的刘饿狼派，太平军内部后来发生过李昭寿和苗沛霖叛变，这在太平天国当局看来，都是和捻军一样的队伍。李秀成后来说：“且六安以西，无粮可掳，皆为捻子闹尽也。”他在另一个地方，却说成是苗沛霖的过错：“此地(仍指六安以西)正无粮，被苗沛霖之兵久害，民苦万分，官兵又未得食，饿死者多，食不充饥，如何为力。”这说明，联合作战的协议虽然达成，但双方都有各自的打算，既谈不到合并，更谈不到是一支军队了。不过会师以后，捻军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和领导，捻军成员蓄发，接受印信札文，改五色旗帜为太平天国旗帜，最高领袖张乐行，曾经被封为成天义(一八五七年)、征北主将(一八六○年前)、鼎天福(一八六一年前)、沃王(一八六二年前)等职爵，其部将如张龙被封为“钟天福”，张宗禹被封为“石天燕”，苏天福被封为“立天侯”，刘玉渊被封为“殿前指挥”。其他接受封号的将领大概还多，但已不可考了。据调查资料说，张乐行应洪秀全的邀请，曾经到过南京，天王赐予名马、银鞍和对联一副，对联原文是：“祯命养飞龙，试自思南国之屏藩，谁称杰士；中原争逐鹿，果能掌北门之锁钥，方算英雄。”它反映了太平天国联合捻军的战略思想，也反映了捻军对于太平天国的屏藩作用。会师以后，双方各派代表驻在对方地区，现在可以查出的，捻军派驻太平天国的代表是韩绣峰，这人常在苏州、南京、芜湖等地奔走、联络，还有后来的魏王李蕴泰即李允，也可能当过这种代表。太平天国派驻捻军的代表，有过钱得胜、康玉吉等人。 两军联合以后的关系怎样，是不是把捻军合并或改编了?是不是两军合并，都成了太平天国武装?根据资料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当时的关系大致是：捻军依然保持着自己的独特制度和领导系统；捻军配合太平军作战，战场一般只限于安徽境内及其邻近地区，捻军没有渡江南征；驻扎地区不受约束，它先在三河尖和正阳关，后来南下六安，又北上怀定和定远地区，与太平天国邻近，但总在边缘，没有深入太平天国区；太平军不过问捻军内部事务，不改编，不奉调遣，有事联合作战，无事各自走开。这种关系，从《李秀成自述》里可以得到证明，即“虽招有张乐行之众，此等之人听封而不能听调用也。”光绪二十年袁登庸等纂修的《毫州志》里也说：“(捻党)归附发逆，留长发，受伪官、木质伪印信，赴江宁朝贺，不奉发逆调遣。”两个性质不同的资料，从正反两面部说明同一问题，既非孤证，亦非偶合。在现存太平天国本身的文件里，我们也可以找出这种关系的痕迹来，《李秀成致张洛行书》和《李秀成谕康玉吉》两文件，内容完全相同，都是说李秀成特派吴定彩、吴如孝率太平军北援捻军，要他们加以关照的。但两信措辞颇不相同，显示了太平天国领袖对待友军和对待本军的不同态度。李秀成给自己的代表康玉吉的信是“谆谕”，是“切切此谕”，是下达命令给他：“惟望弟在北凡事须听该来主将铺排，设有调遣，着即应调可也。”这信里说：“虽前曾闻该队收复菁江，军威大震。”普江即清江浦，这里说的是捻军清江浦大捷，“该队”即指捻军。但在给张乐行的信里，便变成了“虽前曾闻贵队收复菁江，军威大震。”贵队也是指捻军说的，提法截然不同。而且，在张乐行的信里，全无“谆谕”和“切切此谕”等字样，也没有叫他听吴定彩和吴如孝的“调遣”和“铺排”，反而说派他们到北地去，是“前来往援，以修旧好”，倘若是太平军本部队，不会客气地称为“贵队”，也不会“以修旧好”，显然，在这里不同的关系，决定着不同的措施和提法，这也不是偶然的。罗尔纲同志在其《捻军正名》一文里，全引了这两个文件，据此以证明捻军本是太平天国的一路军队，和太平军完全是一样的。其实正如王庆成同志所说，“从这些信中除了可以看出太平天图和捻军间存在着合作和互相支援的关系外，并不能得出捻军就是‘太平天国的一路军队’的结论；相反，这些信却透露了捻军对太平天国的一种独立状态。”把这种联合作战加以混淆，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两军联合以后，在这期间，共同进行过许多重大战役，如一八五七年(咸丰七年)的固始、霍丘、正阳关战役，一八五八年(咸丰八年)的六安战投和庐州附近的三河战役，一八五九年(咸丰九年)的定远战役，一八六○年(咸丰十年)的桐城卦车河战役，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的湖北罗田松子关战役等。在这些战役里，有的是太平军支援捻军的，如固始、霍丘、正阳关、定远等战役；有的是捻军支援太平军的，如三河、卦车河、松子关等战役。两军领袖，太平军方面是李秀成、陈玉成和吴如孝等，捻军方面是张乐行、龚得树、苏天福和孙葵心等。在联合作战中，捻军主要以兵力之众支援了太平军，太平军主要以兵力之强支援了捻军，彼此各有优点也各有弱点，联合起来是必要的。象三河战役，予曾国藩部湘军以严重打击。这是人所共知的，但人们却极少知道捻军在此役中起过相当作用。为了支援太平天国，捻军在淮北的家乡被清军乘隙洗劫了。为了支援太平天国，张乐行不得不杀死了反联合派的刘饿狼，使捻军内部的团结破裂了。刘的蓝旗部众因此投敌者甚多，而这又与张乐行惨死、雉河集失守有重大关系。为了支援太平天国，捻军领袖龚得树和孙葵心，都战死在太平天国战场上，白旗捻军因此而渍散。然而，捻军的这种作用，往往不为史学家所了解。即当时太平天国主帅李秀成和陈玉成等，也没有对他们以诚相待，而是在利用着他们的。这原因是李昭寿、苗沛霖叛变，给太平天国造成重大损失，在太平天国当局看来，都是一丘之貉，都是“利用”出了毛病的。加以捻军只是“听封而不听调”，不能彻底作有力的配合，捻军的纪律和战斗力，亦均不能与太平军相比，因此太平天国是不得不借重他们，却又对他们无可奈何，因而印象是不好的。从捻军方面来说，这种合作只对太平天国有利，对保卫淮北根据地没有直接益处，捻军自从为了联合作战，来到淮南以后，淮北家乡就长期处在敌人占领之下，许多首领反对这种合作，主要是想回家乡。后来有许多人把部队拉回淮北，不听张乐行调遣，他们远征山东和河南，就是对这种方针的抗议。张乐行临难之前还说：“我因他们(指太平天国)待人不好，就折回老家居住。”这种关系不好，不仅太平军、捻军之间有，捻军和回族军之间也有，这根源是农民的阶级局限性，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即使象洪秀全这样的领袖，也无法把各种农民军之间的关系处理妥贴的。 第四是太平天国和捻军若断若续时期(一八六一年——一八六四年)。一八六一年(咸丰十一年)底，张乐行因为不满意太平天国的对待，而且，这时安庆已经失守，英王陈玉成困守庐州，桐城、舒城、庐江相继沦陷，反革命湘军曾国藩部气焰大张，淮南地区太平军已经基本上溃败，捻军在淮南已无必要，张乐行遂将其最后一块基地定远，交给太平军接防，率部假道正在抗清的苗沛霖区，从寿州附近渡过淮北，回到颖上暂住。与太平天国长达五年的淮南联合作战时期结束，而开始了和太平天国若即若离若断若续关系的时期。 张乐行部回到颖上时，一八六二年(同治元年)初，英王陈玉成应苗练邀约，派出以马融和为首的一支太平军，到达皖北，和张乐行、苗沛霖三部联合，共攻颖州，将清朝代理安徽巡抚贾臻围困在城内，是为颖州战役。三月间，胜保奉清廷之命来到皖北，招抚苗练，苗沛霖二次叛变降清，并袭击太平军和捻军，颖州战役失败，马融和率部到西去找陈得才部，张乐行率部由颖上回到雉河集老家，偶然的联合又告结束，捻军在淮北独自苦撑着危局。 庐州失守以后，英王陈玉成撤兵北上，向苗沛霖假道，拟由寿州北上，进而联合张乐行与陈得才、赖文光各部，重振旗鼓反攻安徽。陈玉成在寿州被苗贼出卖，被俘后即由苗练从寿州解往颖州的胜保大营，张乐行听到这消息后，曾率部连夜向东南进发，驻军颖州、寿州间的江口集，准备拦截囚车，解救英王。但没有成功，失望北归。此后安徽境内的太平天国地区沦落殆尽，只有雉河集尚若孤岛一样存在，到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春天，雉河集失守，张乐行殉难，初期捻军战争结束，和太平天国的关系也就宣告断绝了。 初期捻军和江南太平天国的关系结束了，但以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为首的后期捻军，却和西北太平军陈得才、赖文光部结下了不解之缘。西北太平军由淮北入陕时，张宗禹等部随行西征，太平军进入陕西，捻军留在豫西和鄂豫边界，互相结为犄角。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西北太平军东下，谋解南京之围，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等又率捻军随行东征，联合向南京进发，军事上的合作关系又前进了一步。南京失守前，这支联军被清军僧格林沁、官文等部阻击在鄂东麻城地区，浴血苦战，仍然突不破清军的防线，无法前往南京。南京失守后，联军士气受到沉重打击，军心涣散，战斗力大减，遂被清军击败。十月三十日的霍山黑石渡战役，是西北太平军失败的标志，主帅扶王陈得才军溃自杀，其他将领如马融和等叛而降清，张宗禹、任化邦、陈大喜部也大败于英山土门河、红花界等地，无论是太平军和捻军，这时都面临着覆灭的厄运。民歌中有“提起黑石渡，心中就难受，迷路入了山，人马掉了肉。”多少反映了这种情形。这时，太平军只有赖文光部尚保存数千军力，其他各部均已溃散，捻军实力则尚有数万，算是江北唯一的革命力量了。全国形势突然转入黑暗，太平天国已经失败，革命低潮已经到来，反革命清军疯狂屠杀，人民的鲜血流成了河，白骨堆成了山，南京城内被曾国藩焚烧成一片火海，雉河集一带许多村庄被僧格林沁杀得炊烟断绝，太平军和捻军，都是面临绝境，国破家亡了。到哪里去?今后怎么办?革命的旗帜究竟还能打得好久?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且必须迅速地抉择。而对着这种险恶的局势，合则可存，分则败灭，于是，两军正式合并，大家拥护赖文光为首领，请他出面挽救危局，共抗强敌，以图生存，这就是《赖文光自述》中所说的局势了：“于甲子十四年春，由汉中而还师东征，图解京师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散离。其时江北兵士无可依归者共有数万，皆是蒙、毫之众，其头目任化邦、牛宏升、张宗禹、李蕴泰等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请予领带，以期报效，此乃僧帅好戮无仁之所致也。可谓‘行一不义，杀一不辜’，以此思之，诚哉真千古不易之良言也。予视此情状，君辱国亡家破之后，不得已勉强从事，竭尽人臣之忱，以听天命。”从此以后，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关系进入了最后一个时期，但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时期。 第五是太平天国和捻军合并作战，以太平天国为领导，以捻军战争为主体的时期(一八六四年——一八六八年)。这个时期，应从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十月，霍山黑石渡战役后开始，直到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西捻军败灭于直东战场为止。这时，中国大陆上的抗清运动，是以太平天国为领导，以捻军战争为主体，在赖文光、张宗禹和任化邦的率领下，以新的流动战术和以僧格林沁为首的清军主力相周旋。在部队里，奉太平天国正朔，遵照太平天国衣冠制度，接受太平天国封号、印信、旗帜和领导。在这期间，捻军领袖被封王的，有张宗禹(梁王)、任化邦(鲁王)、牛宏升(荆王)、李蕴泰(魏王)、张禹爵(幼沃王)等。原太平天国将领有遵王赖文光、首王范汝增、怀王邱远才等。(邱远才封王，可能也在这期间)。根据各种迹象判断，捻军后期领袖封王，当在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南京沦陷以后，这可以张禹爵的幼沃王为例。张禹爵即张五孩，年纪最小，是老沃王张乐行的侄子，乐行之兄张敏行的儿子，他在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六月，张乐行死后数月，张宗禹率部重回雉河集时，才参军离开家乡，当时，两军尚未合并，张宗禹等尚未封王，他当然更不可能袭封了。因此，袭封当在两军合并南京沦陷之后是可以肯定的。这说明，太平天国虽然已经败灭，但在江北这支独存的军中，仍然执行着太平天国的一切制度，赖文光代天王或幼天王而颁赐封爵，在这种情况下，采取这种权宜之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东西捻军分军以后，两军关系依然如故，没有多大变化。不过，这里可以注意的是：许多太平军领袖和战士，都留在东捻军里，西捻军里则以原张乐行旧部为主体，张宗禹主要统率的是这种力量，这里只有怀王邱远才等少数太平军人士，不起多大作用。在皖北调查时，王大球先生对我说：“你不应该把赖文光作为捻军最高领袖，实际上应该是张宗禹和任化邦，任化邦一死东捻军也就败灭，因为太平军当时人数不多。”蒙城坛城集小任庄的任化邦后代，有位老人也说：“赣榆战役以后，鲁王(任化邦)死了，皖北的老战士泄了气，他们把他埋葬以后，就散了伙，赖文光无人支持败死了。”根据史料，赣榆战役以后，东捻军主力覆没，赖文光不久就败死扬州，与调查情况相同。赖文光自己也承认“其时江北兵士无可依归者共有数万，皆是蒙、毫之众”，说明太平军实力确实很小了。过去人们不熟悉这段历史，过高地估价了赖文光在后期战争中的作用，过高地估价了一八六四年(同治三年)以后太平天国的历史作用，相反地，对张宗禹和任化邦的领导作用估价过低，对后期捻军的历史作用估价过低，看来是不够妥当的。应该说，从一八六四年到一八六八年的抗清运动，是以太平天国为领导，以捻军战争为主体，以赖文光为名义领袖，以张宗禹和任化邦为实际领袖的。此后得以继续坚持，其原因就在有捻军主力的存在，没有这支生力军的参加，赖文光等部是无力支持下去的。当然这不是说太平天国的正朔不可以延长，太平天国的历史可以而且也应该延长到一八六八年(同治七年)，但问题的实质已如上述，应该弄清楚。 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的关系，全部说来，就是上边这些。这说明：两军关系是很密切的，由影响到联合，由联合到合并，客观环境的险恶，迫使他们必须走上合并的道路。但是，它究竟是两支军队，他们有过联合，但也有过分离，而且有过小小的不愉快。因此，不可以说他们是一支军队，既不可据此而取消捻军的番号，也不可据此而称作太平天国新军。我的意见还是：有同有异，有联系也有区别，有一般也有特殊，所以，不同意罗尔纲同志称蒙、毫之众为太平天国新军，却偏偏不叫做捻军的办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