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朝官员 其实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皇帝对贪官深恶痛绝，比如宋朝的太祖、太宗，比如明朝的太祖朱元璋。在宋朝前几十年里，皇帝惩治腐败效果尚可，但时过境迁，后来的统治者并未有更杰出的表现。 维持庞大的国家机器，提拔新人不仅是朝廷必须之举，而且是必然之势。然而提拔什么样的人走上高位，具体操作起来却大有玄妙。上级官员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而愿意提拔重用“带病”之官呢？ 一是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将“带病”官员提拔到高位。还拿蔡京为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宰相曾布为了得到绝对控制权，与另一位宰相韩忠彦闹得不可开交。韩忠彦想到了贬在定州当知州的蔡京“有手段”，且和曾布有过大仇，便把他调回翰林院担任承旨，希望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此时的蔡京已多次受到大臣们的弹劾，恶行昭彰，没人不知道他是个“病得不轻”的坏人，韩忠彦这一招可谓引狼入室。结果没过几个月，曾布和韩忠彦两败俱伤，蔡京坐收渔翁之利，很快拿掉韩忠彦取而代之。 二是帝王失之懦弱或自身荒淫，给了权臣提拔“带病”官员以可乘之机。如果帝王本身并不具备管理国家的能力，又贪图享乐，权臣很容易乘机弄权架空帝王，形成事实上的“大总管”。宋徽宗荒淫无度不恤国事几乎无人不知，这样的帝王在位，形成奸臣当道的格局几乎是必然。蔡京深知徽宗喜好园林，于是极力促成“花石纲（运送奇花异石的船队）”和艮岳（北宋末著名宫苑）的修建，并置应奉局于苏州。为了迎合徽宗的癖好，蔡京屡屡动用国库银两，每次都是几十、几百万地支取。而这些银两，大都进了蔡京自己的腰包。艮岳建成后，主持花石纲的苏州人朱勔“擢至防御使，东南部刺史、郡守多出其门”，也就是说朱勔升职后，又提拔亲信担任东南地区的刺史、郡守等地方官。与其说朱勔是被蔡京“带病提拔”的赃官，毋宁说是与蔡京狼狈为奸。 三是同恶相济的塌方式腐败。欧阳修在《朋党论》里说：“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在欧阳修看来，人有两类，一类是以利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一类是以满足私欲为目的的小人。“官”这个群体的主流究竟是君子居多还是小人居多，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道义忠信和腐败贪残。北宋神宗朝之前的近百年虽然也有贪官，毕竟是个别现象，将这几个贪官“弃市”也就罢了。如果是小人掌握了大权，势必造成满朝文武同恶相济，形成全方位劣币淘汰良币的局面。小人得势后彼此“党引以为朋”，构建成一个个贪腐山头和利益团体，使整个官场流氓化、黑帮化。在这样的官场中，“带病提拔”才是常态，清廉之士若能得到提拔，倒是新奇事了。还以巨贪朱勔为例，在他主持花石纲期间，“徐铸、应安道、王仲闳（都是东南地区的地方官）等济其恶，竭县官经常以为奉。所贡物，豪夺渔取于民，毛发不少偿”。在这种情况下，所在地方官要么为虎作伥，要么遭罢免而淘汰出局，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一旦坏人掌了重权，按照与朝廷正常秩序完全相反的游戏规则操纵属下，朝廷想整治都无从下手了。这种地毯式、塌方式腐败不仅涉及到各层官员，甚至连胥吏走卒都有了趁机大捞一把的机会。《宋史·朱勔传》说，在运送花石的过程中，“篙工、柁师倚势贪横，陵轹州县，道路相视以目”。这些连“小官”都称不上的人居然也能贪污横行，根本原因是他们上面有保护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