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历来评价不一，有人支持王安石的变法认为其对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有优良的利益，有人却认为是祸国殃民，在当时，也遭到了许多文豪名臣的反对。 王安石变法为何遭到文豪名臣的反对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官员现在玩的这套把戏，看来在我们国家是源远流长。王安石也清楚这一点，他在针对当时时弊提出的各种变法中，就考虑到了这些新法在实施的过程中，会被一些基层官员篡改，因而在新法中加进了不少限制。比如青苗法，明明是规定在青黄不接之际确实是有困难的农户，在自愿的前提下向官府借贷，并明文规定地方官员不得“抑配”，就是说，地方官员不得为了搞政绩工程或为了那二分利息而强迫老百姓借贷。又如均输法，目的是由政府派出专门的官员，按国库中的需要，就近去采购货物，不再由地方直接上贡。反对变法的苏东坡就指出，均输法给了一些官员特权，有人为了能把货物卖给官府就会去行贿他们。 价格由他们订，他们为了中饱私囊也会把价格抬得比老百姓的高。果然，再好的政策一落到贪赃枉法的一些地方官员那里，都会被曲解，被钻空子，被利用。就如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的决策一样，在让祖国经济腾飞的同时，一些从骨子里就坏透了的大小官员，置法律于不顾，也置自家的身家性命于不顾，大钻改革开放的空子，不顾一切地贪赃枉法，以至罢了那么多，判了那么多，杀了那么多，但还是有人不顾死活地继续往贪赃枉法的地雷阵里跳。因而在改革开放之初，引起了一部分同志对“改革开放是姓社还是姓资”之类的疑问。这种情况在王安石那里表现得更为激烈。他的变法在取得不少实际成效的同时，一些贪官污吏也大钻变法的空子，贪赃枉法，中饱私囊，弄得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很不满意，于是就给反对变法的人们提供了口实，因而在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中，反对变法之声一直不绝于耳。 应当说，王安石的时代，政坛和文坛上都是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在王安石稍前些时，有写下千古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与王安石同时的，有居官70年，其中50年出将入相高风亮节的文彦博;有三朝元老，被范仲淹誉为有“王佐之才”的富弼;有文坛领袖欧阳修;有幼时即以“司马光砸缸”救人而声名远播的《资治通鉴》总编司马光;有学富五车的大文豪苏东坡及其父亲和弟弟，等等。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些人无不闪烁着自己独特的光芒。然而，除老臣范仲淹自已遭遇过改革的失败，因而对王安石的评价是：“进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之外，其余上述那些各领风骚的人物，全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并为此而结成了反对变法大联盟。 史学界曾流行过一种定式评价：王安石变法代表了什么阶级阶层的利益，而反对者们又代表了什么阶级阶层的利益，诸如此类。这样一来，泾渭倒是分明了，但变法者与反对者们也被强制得现代化了。试问，按此公式，小平同志倡导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自然可以说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的利益，那么那些怀疑论者和反对者们，他们又代表了什么阶级的利益呢?至少，说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利益这样一顶帽子总安不到他们的头上去吧。其实，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以期国家长治久安;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变法者们，他们之所以反对变法，也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他们竭诚为国的目的是一致的。司马光认为王安石的变法好比是将一座还能住人的房子拆了重修，因此他在阐述反对变法的理由时就说：治理天下，就好像房子坏了，那么就加以修理，房子不是坏到不能住人，就不需要动大手术改造，因为改造房子，必须有非常好的工匠和建筑材料才行，而目前，这两样条件我们都不具备。台湾学者陈致平先生认为：王安石的变法主张，是纯粹从立法的本身着想，而忽略了执法时在技术上的问题和人事上的障碍;反对变法的人则从实际人事上的流弊着眼，不甚重视立法本身之善，因而变法者是偏重于理想而忽略现实，反对者则是重视现实而忽略理想，加之在变法的过程中，两方面缺乏沟通，而王安石个性执拗，不愿谋求人事上的谅解与妥协。陈先生的见解值得参考。王安石的个性确实影响到了他的变法。反对者中，文彦博、欧阳修等都大力推荐过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等和王安石都曾私交甚厚。但王安石只听得进顺耳的话，以致在反对变法之声越来越大时，干脆提出不顾一切的“三不畏”(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王安石为了变法公然反对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不仅将敢于对他讲不同意见的朋友全都推到了对立面，最后也失去了皇帝的支持，变法只有失败。 历代评价 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按照传统的评价，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引起激烈的“党争”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 北宋时期 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到了南宋，再次通过修史的方法对其改革进行定性，指出王安石变法使得北宋王朝遭到灭亡（有说法指出是南宋朝廷为了推卸皇室的责任）。[40] （以后历朝历代均以此作为依据，对其变法做出这样的判断，以至于在宋元话本里有文章专门讽刺。但是王安石的家乡的一些文人出于同乡的原因进行了一些争辩，例如南宋时期的陆九渊等。） 南宋至晚清时期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 1、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 。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 2、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 3、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佑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民国时期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用社会主义学说类比王安石新法措施，把王安石称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胡适之先生亦持有相类的观点。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新中国时期 1、肯定说 对王安石及其变法亦做出了全面的肯定。此派观点强调王安石变法的思想性和阶级性，对王安石变法的效果基本持肯定态度，对自南宋初以来是司马光而非王安石的传统观点的彻底否定，认为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是保守势力的强大、变法派内部的分裂以及宋神宗的动摇和过早的去世。代表人物有邓广铭、漆侠、王曾瑜。 2、否定说 文革中王安石被作为法家的杰出代表，把其变法看作是儒法斗争的典型事例而遭批判和否定。在1973—1976年10月发表文章150多篇，如罗思鼎《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 另一种是全盘否定王安石，全面肯定司马光，亦即“尊马抑王”为其特色。 3、不完全肯定说 一方面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者的一次重要改革活动，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变法期间生产有所发展，财政状况好转，基本上达到了富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亦指出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给劳动人民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增加了新的负担。对王安石变法与商品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是既承认它对商业活动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又肯定它还有对商品经济发展起积极影响的一面。 国外评价 20世纪俄国共产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列宁称赞王安石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商业，以及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於当时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王安石的变革思想，是人类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这些成果，使人类有了摆脱野蛮统治的可能和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