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德怀和金日成 朝鲜战争期间，中苏朝处于同一阵线本应一致对外，但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存在。金日成和彭德怀分别为朝鲜和中国军队的指挥者，也难免有意见分歧。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当时金日成曾先后向斯大林和毛泽东告发彭德怀，说彭德怀刚愎自用搞颠覆。 金日成向斯大林告状：志愿军援朝只为装备自己；彭德怀刚愎自用 以金日成为首的北朝鲜方面，对志愿军有所不满时，常选择向斯大林“告状”。作为翻译，师哲在战争期间，经常随彭德怀等人来往莫斯科，得以了解许多秘辛。据他回忆： “朝鲜方面在斯大林面前对我们颇有微词，主要是说我们援朝是为了装备自己。因为我们的做法是：装备一批部队，即派去朝鲜实地作战，打一个时期仗就撤回来，然后再装备一批，再派出。如此轮番改装，轮番上前线，既熟悉了武器，又锻炼了军队。每改装一批只需十天半月。朝方向斯大林告的就是这个状。” 1951年，高岗、金日成去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讨停战问题，“金日成急于告彭德怀的状，大意是说：彭德怀刚愎自用，自己决定一切，不听别人的话等等。斯大林几次暗示金别说了，金还是喋喋不休。” 金氏选择向苏联告状，并不意外。其“朝鲜最高领袖”之身份，本就是依赖苏联扶持所得。1945年苏联出兵远东，选择在朝鲜半岛扶植与延安关系疏远的金日成（抗联游击队派），而非与延安关系密切的金枓奉、武亭（延安派），就已经埋下了中、朝纠纷的隐患。 中苏关系恶化后，金日成又转向毛泽东告彭德怀的状 1945年10月，延安派武装力量一部，曾由安东过鸭绿江，抵达朝鲜新义州，但却被苏联当局拦截，送回中国。此事明确彰显了苏联排斥中共在朝鲜之影响力的隐秘心思。国共内战，延安不可能与苏联对抗，金枓奉、武亭等延安派军政干部，亦只得将部队留在中国，以非武装的个人身份回国。 1949年，应朝鲜方面要求，毛泽东同意将已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约3.5万朝鲜族部队送回朝鲜。金日成之所以在此时提出这种要求，乃是因为他与其所属游击队派系将领，已完成了对朝鲜人民军指挥权的彻底控制。 1950年12月3日，金日成来北京与毛泽东商议志愿军“联合司令部”问题，“毛泽东告以彭德怀为中国方面推出的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说推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金雄与朴一禹，同是延安派骨干人物。美军仁川登陆后，朝战局势逆转，游击队派无力回天，不得不仰仗志愿军为主要作战力量，是金日成如此“主动”的关键。此外，金日成将自己划在“联合司令部”之外，也有保存游击队派武装力量，不受彭德怀节制的心思。 1953年斯大林去世，是中朝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一方面，金日成感觉摆脱苏联的机会已经到来，遂提出所谓的“主体思想”，苏联派与延安派一并成为其打击对象。另一方面，中国对朝鲜清洗延安派的反应，亦有变强硬的趋向。最典型者，莫过于1956年“八月事件”，金日成将一批延安派骨干打成“反党分子”时，由中方主导，派出由彭德怀和米高扬为首的中苏两党代表团，前往平壤调停，迫使金日成收回决议。有材料显示，中方甚至“有意撤换金”。 但到1957年，中苏关系趋恶，中朝关系因之改善，毛泽东向金日成表示“八月事件”中方的处理欠妥；金日成则致信中国外交部，“表明他非常赞同对彭(德怀)的处理，并要求亲见毛泽东，有很多事要对其说”。金日成的“告状”对象，从苏联变成了中国。毛泽东则表示：“高岗、彭德怀是我们两党的共同敌人”，“彭德怀不仅搞我们，也要搞你们的颠覆活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