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江奇迹 今天，当很多人在赞叹韩国经济的飞速发展的同时恐怕也没办法忽略其在发展前期的血与泪。可以说，若没有对最初几代人的压榨，怎么会有今天的韩国经济呢？通过了解“汉江奇迹”背后的这些血泪，无疑能让我们在经济建设中更加理性。 独裁 韩国的经济起飞是在政府高度集权，甚至可以说是独裁专制的高压政治之下取得的。今天韩国已经不再需要那种政治体制，但在当时，如果没有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恐怕很难想象韩国能有后来的成就。政府集权在韩国经济起飞的进程中的贡献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1、国家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在工业底子非常薄弱的韩国，等待民间自发成熟去进行工业建设根本不可能。唯一的办法就是由通晓工业化内涵的精英利用国家权力强制推行。这和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情形是一样的。韩国政府的幸运首先在于它的政府成员素质很高。高素质人才组成的政府机构，配以强大的国家机器控制，成为韩国经济建设的基础推动力。 2、铁腕保护民族工业 在新兴工业国的民族工业还很脆弱的时候，必须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保护，避免立刻参与国际竞争。如果不这样，脆弱的民族工业就会被强大的国际竞争者打垮，而国家的前途也就被毁掉了。在这点上，韩国政府做得很好，甚至可以说做得很绝。韩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实行高度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于一些外国商品，韩国收取很高的关税；对于另外的外国商品，韩国索性直接禁止进口。 很久以前我们就听说韩国人不买外国货的“骨气”。从张夏准的回忆中我们总算知道这是韩国的专制年代留下的遗风。通过鼓励公民告密来禁止使用外国货，这和大家心目中身处“自由世界”的韩国印象颇为不符，但却是事实。 韩国对民族工业的第二个保护措施是严格控制外汇和限制外国投资。韩国的一个天然优势是它建国时外国投资少。韩国曾经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基本上是外来投资的唯一来源。随着二战日本战败，日本退出韩国，给韩国留下了一段时间的“外资真空”。这给韩国从一开始就实施自我保护减少了障碍。因此韩国政府有条件利用铁腕控制外汇和外资在韩国的流动。 除了以上“严”的一面，韩国的集权政府在保护民族工业的手段上也有“强制性的宽容”。这主要表现在对盗版和假冒产品的容忍上。“如今，韩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前五位。但是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它是靠“反向工程”为生的。我的朋友所购买的“拷贝”计算机，实际上是由小工厂所造，这些工厂往往是拆散IBM的机器，复制其部件，然后组装。商标也是一样。那个时期，韩国是世界上的“盗版胜地”之一，大量生产假冒的耐克鞋和路易威登皮包。 正是韩国政府的这套长达30多年的，冷血无情的铁腕措施，才有了韩国民族工业的蹒跚起步。 外援 1、物资 上面介绍韩国经济建设的过程来看，说得非常轻巧，造这造那的。但上面没有提到一个关键问题：建设的钱哪儿来？ 缺乏建设资金是所有农业国的工业化进程中最大的瓶颈。当初日本的明治维新就险些因为缺乏资金而中途夭折，最后是通过对外扩张的险胜才得到缓解。苏联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给所有前殖民地国家提供了一个解决资金办法的出路，那就是剥削本国的农业。但是此举的往往会严重损坏本国的农业，并带来饥荒。 韩国走的路和日本、苏联一样，都是集权政府主导下的工业化。但是韩国没有对外扩张，也不需要剥削本国的农民。因为在资金方面有它得天独厚的优势：外援。 这是韩国决定命运的关键优势，是其他农业国工业化道路上可遇不可求的重要资本。1946-1961年，以美国为首的外国援助总额达31.39亿美元。而1960年韩国的人口是2501万。这笔外援的规模可以通过对比看出来。战后美国支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中，法国是获取美援最多的国家。法国接受的是30亿美元。也就是说，无论国土面积还是人口都不如法国的韩国，接受的外援却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接受的都要多。 美国对韩国的援助从无偿，变为有偿，最后结束。但是韩国的建设还在继续，资金不能短缺。韩国政府的新办法是借外债。在这方面韩国政府比日本当年的明治政府气魄要大得多。不断增加的外债最后达到惊人的天文数字。到1985年，外债总额已达467亿美元。1987年，在世界十大债务国中，韩国位居第六位，列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印度5国之后，每年借用的外国资本，有近一半用于偿还旧债利息。 直接援助和借款，是韩国工业经济起飞的基础资金来源，是韩国发展模式不同于苏联和日本道路的关键因素。 2、技术 今天的韩国是世界上最具“创意”的国家之一——根据美国专利办公室每年授予的专利数量，韩国排在前五位。但这个“创意”的背后，却是外来技术的底子。据韩国产业银行的调查，在韩国新技术中有92%以上的采取技术引进。其中46%以自我开发为中心，引进必要的核心技术；35%以引进技术为中心，自我技术开发仅占很小一部分；12%依赖于引进大部分技术。韩国的技术之路以1987年为分水岭。此前以技术引进为主，此后以自主研发为主。但即使是自主研发，也通常是在外来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研发。 韩国在这方面的幸运之处在于，它的盟国愿意向它转让技术。毕竟它是小国，技术转让不会带来小鱼长大后的吞舟之祸。当然，也是因为国家小，谁也想不到它能发展到这种地步。再说它是美国冷战前线的重要棋子，对美国等发达国家来说是彻头彻尾的“自己人”，于是便毫无保留了。 引进的技术被我归为韩国所受的外援之一，并不是说技术引进是免费的。韩国为了引进技术花费了巨额的外汇。这也是它长期实施严格的外汇管制的原因之一，因为国家必须剩下每一个铜板花在关键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说，技术是从外面来的。而且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说，技术引进并不是有钱就能做到的。人家给不给才是关键——并且通常情况下是不愿意给的。因此本文将技术引进归入外援范畴。正如向外国贷款也是要还的，但是贷款毫无疑问被大家视为外援，同一个道理。 血汗 苏联的工业化进程中，大量农民辛辛苦苦积攒的土地和生产工具被集体化，不计其数的反抗者被处死，而全国成为一个大兵营，在国家无情的强制下进行高速建设。然后才有世界第二大强国，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战斗机、坦克以及数不清的拖拉机。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中，工人的工资低于印度的最低工资，佃农每年要将一半以上的收成用于地租。数不清的农民破产，背井离乡去接受工厂的盘剥。也有风起云涌的抢米风潮，然后才有“大日本帝国”的横空出世。而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中，也经历了农业的剪刀差，大饥荒，然后才有自己的工业体系，才有两弹一星。 总而言之，近代落后国家想要跑步前进，从农业国迅速实现工业化，反复映证着一句话：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工业化是极端痛苦的过程，每个新兴工业国的征途中，都有无数“蓝蚂蚁”的斑斑血汗。韩国也不例外。 1、血汗工厂 韩国的建设，由政府牵头、领导、指挥，而广大人民群众出力。韩国虽然接受了数量巨大的外援，但是好钢要用到刀刃上。国家来点钱容易么？岂能用于“改善生活”？ “许多来自农村贫寒家庭的小女孩不得不在12岁时就离开小学去打工——为了“减少一个人吃饭”，也为了赚点钱，使至少一个兄弟能接受更多的教育。这些小女孩很多都是在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做保姆，收入仅够吃住，如果运气好点，能留点零花钱。其他女孩和一些运气不佳的男孩子都只能在工厂里接受盘剥，那里的条件使人想起19世纪“黑暗的撒旦磨坊”或者中国如今的血汗工厂。在纺织和成衣这样的主要出口行业，工人们经常要在非常危险且有害的环境中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多，报酬却非常低。一些工厂拒绝在食堂里提供肥皂，使得工人们不得不请求额外的洗手间休息，而这种休息会耗掉他们相当于一块薄饼价值的收入。新兴的重工业——汽车、钢铁、化工、机械等——的工作条件要好一些，但是韩国工人总体上平均每周要工作53-54个小时，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长的。” 当年的韩国工人，没有体系完备的社会保障。他们忍受着工资低而时间长的劳动，在足以致人伤残死亡的有毒或危险的环境中生产出产品，用来换取外汇，支援国家的进一步发展。 甚至连学校的老师也不能幸免。在那些艰难的年份里，为了节约经费又让更多的孩子上学，韩国政府将公立学校扩张到惊人的地步，以求每个老师教的学生数量增加到极限。 不错，那是一个威尊命贱的年代。在那30多年里，每个韩国人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成为国家建设的螺丝钉。从来只有国家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轮不到你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我们不能光看到今天的韩国人能享受高生活水平，就急忙要对我们提倡的奉献精神进行“反思”。因为对已经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的韩国无比羡慕的我们当中，有几个知道今天耀眼的韩国是前几代韩国“蓝蚂蚁”野草一般坚韧而伟大的生命堆出来的？ 2、贫民窟 和苏联等国不同，韩国的农村土地还是私有制。有私有制就会有土地兼并，有土地兼并就会有失地农民。失地农民通常都会涌向城市。而在工业化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城市无力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于是涌入城市的失地农民无处可去，就会聚集在公共土地（如公路两旁，河流两旁，山坡上，山脚下，垃圾场等）搭起简易住所。贫民窟应运而生。这是所有工业化程度不高而又实施土地私有制的国家必然会出现的现象。所以，早年的韩国也不例外。 随着农村人口增长，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城市贫民窟开始出现。它们通常都在矮山上。矮山是在韩国非常普遍，因风景优美被昵称为“月亮区”，这得自1970年代一部非常流行的电视连续剧。在贫民区，一家五六口要挤在一间小屋里，上百人共用一个卫生间和一根水管”。 经济在发展，一些贫民窟的居民在增加的就业岗位中找到了归宿。但是城市也在扩大，贫民窟中求职的失败者会与城市的扩张发生冲突。在那个官权如天人权如草的集权年代，政府对违章建筑是没有什么可商量的。“为了给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盖新公寓楼，许多贫民屋最后被警察强制拆除了，其中的居民被赶往卫生条件更差而且无路可通的更远的地区。”联想到今天中国备受关注的拆迁问题，不得不感叹历史的相似性。 如果说血汗工厂的汗水还有那么一些激昂慷慨的话，贫民窟的泪水则只有辛酸。这两者都是几代韩国人为了经济腾飞所付出的代价。 3、受到限制的消费 八十年代中国刚刚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时，美轮美奂的外国消费品着实让国人感叹月亮还是外国的圆。国人不由地要“反思”为什么不早开放？为什么要人民吃那么多年的苦，忍受质量低劣的国产商品？ 但看看在韩国曾经发生的事情，我们的“反思”也许会更成熟一些。 正如前文所述。韩国政府利用自己高度集中的权力，建立起极高的贸易壁垒。对外国商品要么高关税，要么索性禁止进口。一来是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二来是为了更有效地控制有限的外汇。而作用到人民身上时，就是整个韩国的人民都必须忍受质量低劣的国货。而政府则告诉人民这是爱国行为。谁使用外国消费品谁就是卖国贼，甚至连小学生都被告知看到边上有谁抽外国烟就得去报告。外国的威士忌、饼干都在禁止进口之列。这在前面谈韩国集权政府“铁腕保护民族工业”时已经说过了。 我们不断接触到东德人逃往西德和北朝鲜人逃往南韩的故事。但是却鲜有人知在五六十年代很多韩国人逃往朝鲜的事。在韩国被称为“越北”。这些事情的动因都只有一个：要过好日子。前文“势能开始转为动能时期”中已经提到，朝鲜的工业基础比韩国好，在最初一段时间里朝鲜的人均GDP也远远超过韩国。加上韩国用如此高压限制人民享受生活，人民想往外跑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人民想往外跑，是因为人民觉得外国的日子过得比国内好。所以要想阻止人民出逃，就必须尽可能避免人民接触外面的花花世界。这是过去中国干过的，今天朝鲜还在干的，并且也是当年韩国干过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