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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黄万里（1911年8月20日—2001年8月27日），中国著名水利工程学专家、清华大学教授。近代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第三子。1924年入无锡实业学校学习，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1932年毕业。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参与江山江铁桥的建造。1934年赴美留学，1935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黄万里是第一个获得该校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曾因反对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而被错划为右派，是黄万里一生主要反对过两项水利工程，一是三门峡工程，另外是三峡工程。2001年8月27日病逝于北京。 人物生平 黄万里，祖籍为原川沙县（今上海），是著名教育家、革命家黄炎培第三子；1924年黄万里入无锡实业学校学习，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现西南交通大学），1932年毕业。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参与江山江铁桥的建造。1934年赴美留学，1935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硕士学位，1937年获得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工程博士学位。黄万里是第一个获得该校工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黄万里先生的夫人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小女儿丁玉隽（就职于清华大学）。 1945年在南京出任水利部视察工程师。1947年至1949年4月出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1949年3月，赴香港。1949年4月至上海，5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1949年9月到沈阳，出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1950年6月回到唐山交通大学任教。1953年被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在随后的年间，他编写了重要的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学》。 1955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中国水利部召集学者和水利工程师70多人就已开工的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方案进行讨论。在当时流传“圣人出，黄河清”的言论下，黄万里是唯一反对建造三门峡水库的与会者，并与其他专家在会上进行了七天的辩论。 1957年6月19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被毛泽东批示“这是什么话？”，并在《人民日报》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什么话”也被作为以后《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1969年被下放江西鄱阳湖劳动，1974年被揪回清华大学批斗，并在此期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1980年2月26日被清华大学党委“平反”。1998年，黄万里被清华大学批准给研究生授课。 黄万里主张从江河及其流域地貌生成的历史和特性出发，全面、整体地把握江河的运动态势；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把因势利导作为治河策略的指导思想。他的这一理论，在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他一生坚持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及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并不是因为他是头长反骨的人，而是源自其水利的基本理念和对中国水资源的正确评价；但他的治黄策略及对于三峡工程的意见均未被决策者采纳；在被“平反”以后，他多次向中央去信，阐述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得到任何答复。 黄万里先生在去世当月曾对探望他的学生留下遗嘱，全文如下：“万里老朽手所书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汉口段力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万里遗嘱 2001年8月8日。（最后还有一行小字）可少死几万人。”除了长江的水利和汉口安危，他没有提个人及家属一句话；他满腔的深情，火一样的大爱，全部倾注于祖国人民和他为之耗尽了毕生精力为之忍受了无限屈辱痛苦的江河。 学科泰斗 在中国，大家都以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或者中国工程院院士（现在又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都是有学问的人，要是两院院士，那更是了不得了。事实是，在中国，很多有学问的科学家，他们就不是院士。例如，原浙江大学校长、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教授，原清华大学水利系黄万里教授，他们都是中国有学问的科学家，但都没有院士的头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人口过快增长，给中国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巨大问题，现在大家都有认识——错批马寅初，“多生几亿人”。当时和马寅初教授有同样意见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但是在政治高压下，能坚持自己观点、敢于说实话的，只有马寅初教授一人。 黄万里教授生前曾说过：“我对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三十分钟的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当年三门峡还让公开辩论七天，现在没有人和我辩论，杂志上也不刊登我的不同意见，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后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一九五七年，黄万里教授舌战群儒七天，反对建设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难道别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就不知道泥沙会在水库淤积这个最简单的道理？黄万里教授被打成右派，失去了教书的权利。一九九二年后，黄万里教授六次给中央领导写信，陈述长江三峡大坝工程永不可建的道理。历史已经证明了黄万里教授在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的观点是正确的，并且正在证明着他对长江三峡大坝工程的观点也是正确的。在中国，要做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除了有学问还不够，还要讲真话，不怕政治和学术上的打压，坚持反对错误的决策，甚至要冒着生命的危险。马寅初教授和黄万里教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楷模，是没有院士头衔的学科泰斗。 遭划右派 1957年上半年，三门峡工程即将开工。黄万里在水文课堂上给同学们讲述了他对三门峡工程的看法，一是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结果是将下游可能的水灾移到上游成为人为的必然的灾害。二是所谓“ 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从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要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在课堂上，他对“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甚为不屑，使人觉得这种说法实出于政治阿谀而缺乏起码的科学精神。 早在1956年5月，黄万里就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八期，并收入了《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资料汇编》（1958年4月水利电力部印）。意见书全面否定苏联专家关于三门峡水库的规划，而不是只在个别问题上持不同意见。在反右期间，向一个党支部书记提意见就是“反党” 。指名道姓地说邓子恢副总理的报告“不正确”。光这一句话就够右派了。 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6月高坝筑至340米，开始拦洪，同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是年潼关以上渭河大淤，淹毁良田80万亩，一个小城被迫撤离。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的农民一批批挥泪踏上离乡背井之路。正中黄万里的预见。其实，黄万里只是本着科学家的良知，说出了关于黄河及泥沙与三门峡大坝问题的科学的真话，可是他被非民主决策击败了，他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于是三门峡工程改建的“两洞四管”方案确立。改建的四条钢管于1966年7月投入运用，增建的两个隧洞分别于1967年8月、1968年8月建成，水库淤积开始减缓，排沙能力依然不足，潼关以上河床“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 事实虽证明真理在黄万里一边，但令人伤心的是，有些人反而迁怒于提出正确意见的黄万里。1961年，黄万里“奉命在密云劳动，与昌黎民工同居同食同劳，所居半自地下掘土筑成。”“文革”中更贬他到三门峡挖厕所以示惩罚。 1964年，黄万里曾有摘掉右派帽子的机会。毛泽东在一次与黄万里的会面中说：“你儿子黄观鸿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希望黄万里写个检查，可以顺势“摘帽”。而黄万里上书毛泽东，说三门峡问题其实并无什么高深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 三门峡工程的一切问题和灾难都按黄万里的预言来了。我们从这一重大失败中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获得大量思想资源。但传统文化的惯性却导致一些人要隐瞒真相，歪曲事实，混淆是非，为自己、为大人物、为尊者，文过饰非。在央视2003年10月31日《经济半小时》节目谈到三门峡竟然歪曲史实只字不提黄万里。其后黄万里之子黄观鸿公布了黄万里生前的控告信并援引《三门峡工程争辩史料》予以批驳。 三峡工程 序：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大坝下闸蓄水。工程总投资预算为13亿元，而工程总结算时实际耗资达40亿元。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相当于四十座武汉长江大桥的造价。特别是从1959年以来，中国进入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经济发展出现大倒退，一些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三门峡工程跟原子弹试验工程一样,得到中央政府财政上的特别优先保证。 整个三门峡工程造成的损失据估算不下百亿（相当现在的一千亿以上），还涉及到40多万农民从渭河谷地被迫向宁夏缺水地区移民，其中15万来回迁移十几次，给他们造成了人生中难以想象的惨剧，连国务院派去视察的高官都为之落泪，说：“国家真对不起你们！” 1980年2月26日，在度过了22年半的右派生涯后，黄万里终于获得了右派“改正的决定”。决定只有短短几行，称：“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 经历了20多年的冤屈镇压，黄万里仍没学会看政治风向表达学术观点。从上三峡大坝的消息传出后，黄万里就先后给众多国家领导人上书，不遗余力地反对在长江三峡上建大坝。 他认为：从自然地理观点，长江大坝拦截水沙流，阻碍江口苏北每年十万亩的造陆运动；淤塞重庆以上河槽，阻断航道，壅塞将漫延到泸州、合川以上，势必毁坏四川坝田。目前测量底水输移率尚缺乏可靠的手段，河工模型动床试验在长期内长段落中尚欠合理基础，只可定性，不能定量，不足以推算长江长期堆积量。故此而论，长江三峡大坝永不可修。如果是为了发电，可在云贵湘鄂赣各省非航道上建大中型电站，它们的单价低、工期短，经济效应比三峡大坝发电要大四倍以上。就流域经济规划而言，也应先修四川盆地边缘山区之坝，如乌江电站等为宜。 此外，从国防的角度看，大坝建起来后无法确保不被敌袭，也很不安全。黄万里预言：“三峡高坝若修建，终将被迫炸掉。”同时，他还指出，公布的论证报告错误百出，必须悬崖勒马、重新审查，建议立即停止一切筹备工作，分专题公开讨论，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1986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对三峡工程进行论证，黄万里教授没有被邀请参加工程论证。黄万里数次给中央领导人和政治局，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家监察部写信，痛述三峡工程的危害。要求中央决策层给他半个小时的时间，陈述为什么三峡工程永不可建的原因。但是这些信件都泥牛入海无消息。 在既有三门峡和阿斯旺的前车之鉴、国内也存在众多反对意见的背景下，三峡工程议案于1992年被七届人大五次会议以1767票通过，反对177票，弃权664票，赞成票数之少，在人大历史上是空前的。 国家机器需要“标准件”，“独立思想者”如黄万里教授者，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纷纷落马，或被弃置不用，形成了人才选拔上的“精英淘汰制”，这就为好用听话的“标准件”入选创造了条件。经过“文革”对文化、道德的摧残，急功近利的技术思维逐渐占据上风，也就不足为怪了。 黄万里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对三门峡的意见不幸言中，痛心疾首，反复叨念：“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晚年病重昏迷中喃喃呼出：“三峡！三峡，三峡千万不能上！”2001年8月27日，他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三峡工程竣工，库区清污成本和长江航运成本剧增，已是不争之事实。据三峡工程防汛办提供的气象资料显示：“今年4月份三峡坝区天气复杂和剧烈变化程度为近50年同期所少见”；请看《中国三峡工程报》的报道：“今年4月三峡坝区气候反常。气温并没随夏季的到来逐渐上升，反而呈下降趋势。4月末平均气温不足12摄氏度，4月中旬周边山区还出了较大范围的降雪，月内有3次降温过程，温差升降剧烈、颠倒错位的现象严重。另外，4月份全月降水量为236.5毫米，破坝区近10年降水量最高纪录，破宜昌地区近118年同期降水量最高纪录。” 三峡库区地质环境复杂，暴雨、洪水频发，自古以来就多滑坡。三峡大坝坝址附近区域为坚硬的花岗岩，向上游则多以碎屑岩、碳酸岩为主,包括侏罗纪遗址的粉砂岩。地质容量、环境容量的天然不足，仅国土资源部查明的滑坡就有2490个。近两年我国南北气候反常，2009年重庆地区大雨滂沱，多处发生山体滑坡。这些现象是否与生态上的变异有关，虽有待专家们继续观察论证，恐怕也无须久待。 2009年夏，受长江上游和本地强降雨影响，重庆主要江河水位也普遍上涨，长江寸滩段和嘉陵江等五条中小河流均出现超警戒或保证水位洪水。据当地水文部门监测，8月6日凌晨2时，长江寸滩站洪峰水位达到183.11米，相应流量56700立方米每秒，超警戒水位2.61米。这是2004年以来长江中上游出现的最大一次洪水过程。 强降雨天气导致重庆部分地区引发滑坡泥石流灾害。截至2009年8月5日17时，持续强降雨已致重庆154万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12.3万余人，因灾死亡10人，失踪1人； 农作物受灾面积63.6千公顷，绝收面积达4.4千公顷，万余间房屋倒塌，16000余间房屋损坏，当地因灾直接经济损失6亿8千万元人民币。其中，重庆铜梁、潼南、大足、北碚等区县受灾情况相对较重。 2009年8月6日，重庆水位达23.51米，超警戒水位1.3米，重庆港朝天门广场180平台120级台阶已经全被淹没。 郁郁而终 半个多世纪以来，黄万里以学识渊博、观点独到而蜚声中外，更以敢讲真话、仗义执言而在学界独树一帜。从这个意义上说，黄万里的离世意味着，在国内重大水利工程讨论上，另一种声音的消失。 黄万里，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著名水利工程专家。自1937年留学归国起，倾毕生心力于国内大江大河治理。9月4日的追悼会上，他的一位学生告诉记者：在国内水利学界，多年来，黄万里代表着科学家的良心。他当年的助教回忆说，黄先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耿直，敢说敢言，不管什么时候，不管针对谁，他都是照说不误，有时可以说是口无遮拦。在他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中，这种性格得到了体现。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5分，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90岁的黄万里先生溘然而逝。生前卧病，90岁高龄的他几番涕泪纵横，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啊！” 前不久，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汛抗旱办公室副巡视员王井泉坦诚，三峡工程设计时确实没有充分考虑建成后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同时承认工程对洞庭湖、鄱阳湖等湖泊蓄水也有影响。这是中国水利系统官员首次公开承认三峡工程的设计有失误。 黄万里与三峡大坝 以下是时任《光明日报》记者戴晴就三峡工程问题采访黄万里的采访实录： 问（戴晴）：众所周知，您是1957年三门峡工程论证时唯一的一位主张大坝根本不可修建的反对者。目前在对三峡工程的论证上，您又是唯一持这一主张的专家。请问您是不是一概反对在大自然赐予我们的河流上建坝？ 答（黄万里）：不是的。作为水利工程师，我至今也不否认以适当的工程，在治理河流防止洪灾的同时，应充分利用水流灌溉、航运、发电的潜能。但是，大型水利工程的设计，不能只盯住工程本身，而要有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眼光和胸襟，设计者本人也应具有一定的水文、地质、地貌常识。具体到黄河和长江，我坚持认为，凡在干流的淤积河段上修坝，是绝对不可以的。比如三门峡和三峡。 问：什么叫淤积河段？黄河的淤积段不是在下游的冲积平原，也就是俗称的“黄泛区”吗？三门峡不能算是淤积河段吧？ 答：三门峡情况复杂，它从孟津以上，也是冲刷的，只有在三门峡那个地方，河底凸起一片基岩，所谓“三门”，历史上有名的秦国和晋国打仗，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是黄河中游冲刷段里边插进的一个淤积段，是一个极特殊的地貌。1957年的时候，大家都不去细究，修水利的工程师也不懂这个道理，以为只要上游水土保持做好，黄河就不会有泥沙冲下来了。论证三门峡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主张根本不修，另有一位温工程师主张修小一点的低坝。后来大家坚持，我只好建议坝体下面的施工洞留着不要堵。这是因为黄河主要是泥沙，而泥沙中的一部分是可以排出去的。留洞排沙的意见本来是全体同意的，但后来还是按照苏联专家的意见把洞堵死了，造成两年之后上游淤积和后来的改建。 问：长江三峡河段的淤积类型与黄河有什么不同吗？凡是淤积河段都不能筑坝吗？ 答：长江流域在重庆以上，是四川盆地，因气候关系，雨量充沛。这些水份在被地面植被充分吸收之后，尚有多余，势必向地势低洼处倾泻，这就是盆地中的千万条溪流和它们会聚而成的长江上游支流。几十万年以来，它们一直在冲刷地层构造质，对底层挖，掏，侵蚀，河道不断在挖深，形成了四川盆地以下直到宜昌的美丽的河流峡谷。火成岩石子和风化而成的泥砂随水流而下，流域地貌决定了刷下来的石子和风化泥砂全通过重庆、宜昌落到东部大陆架，沿着斜面铺下去，滑到几公里深的海底，后来的泥沙覆在上边，经过几十万年，形成了富庶的三江冲积平原，养活了那里5亿人口。这就是为什么四川盆地从来没有淤过。长江在宜昌以上各支流及重庆以上干流是属于减坡的河段(degraded reach)，造床质全是砾卵石夹粗沙，大水的时候往下冲，且只有三峡这一条路出去。大坝造起来，一下堵死，石头是一块都出不去的。 但并不是冲涮段一概不能建坝，如大渡河上的龚嘴水库就很好。大渡河虽流域小，但水量大。龚嘴坝修了16年之后，被河水冲下来的石头淤满。虽然水库的防洪容量失掉，但不必炸坝，照样发电。所以，上游山区，河流没有航道的需要，又不会损失耕地，你修你的好了，淤就淤。不过德国人考虑得更多一点，他们只修小坝，坝下都留一个大洞，将来把石子送出去。这些坝，大部分都是好的，可以发电，可以调节洪水，还可以灌溉。 目前的争论是这些石头究竟有还是没有？是不是在向下游移动？长办把可跃可悬的泥沙作为底沙，而假定河床卵石固定不动--在这样的假设之下所作的动床模型试验，是没有意义的。根据水文地理学基本原理(地貌地质形成原理)，可以分析出：这一面积上的石头都要下来，而且数量可观。这是基本知识，我就是从这里推断的。更况且我本人在1940年代当过两年测量队长，亲眼见过河中的石头在动。 问：这些随流而下的石子和砂砾可以测出么？其构成和数量随什么而变？ 答：在上游是测得到的。比方说，龚嘴水库运作16年之后堵起来，就可以算出大渡河在此之上每年平均冲下的石子有多少。都江堰已经测出来每年200万方。各个支流加起来，就是冲到三峡段的总量。原则上，淤积河段不能加，因为中间会停下来；冲刷河段可以加，可以从上游小流域的实测资料按流域面积比例综合起来，推算出宜昌的卵石年输移量。按我的估算，大约为1亿吨/年。 问：那么多技术人员研究了几十年，难道一直没有从水文地貌角度考虑问题？ 答：这正是我们人类自以为有了一些小技能之后，面对河流山川所经历的教训。80多年以前，一位美国工程师说过，筑坝这种事，决策人要有两种本领，一是懂水利工程，知道造坝条件、水流条件；二是要懂得自然地理、水文地貌，知道大坝修成之后对环境的作用。只有两方面都懂得的人才可以主持策划对江河大动干戈的工程。基于此，他正式向美国政府提出报告。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修造TVA的时候，不再倚重只会修坝的工程专家萨凡奇，而启用了以前曾经在俄亥俄迈阿密河作防洪、灌溉等综合流域规划的摩根(Ather E Morgan)。摩根又邀了一位爱荷华大学的教授伍德沃德(S.M.Woodward)，他们都是科学家。那时候，研究水文地理的人对水电工程师不满意，说他们常犯错误；而具体作工程的人也对科学家不满，说他们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那时还没有一个人两方面都学。 我是1934年到美国的，以一名有了两年实践经验的铁路桥梁工程师的身份，先在康乃尔大学，后到爱荷华大学和伊力诺伊工程学院，攻读天文、气象、地貌，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看清楚该不该建坝和在哪里建。水利工程师并不一定要成为水文地理专家，但有了这个基础，问题就看得大、看得全面了。也就是说，任何工程都有总体的考虑和具体的实施，必须先有前者才能谈的上干下面的。 问：但在三峡工程的论证过程中，也启用了不少具有世界声誉的科学家，他们的学养难道对工程的技术关键没有起到作用？ 答：不应该让科学家“下放”到技术层面来判断具体的工程问题，应该让工程技术人员知道如何使用科学界的研究成果。让一名水文地貌科学家去决定一个水利工程的坝址，是过于难为他了；但要求一名水利工程师懂得必须的水文地貌，不算苛求。科学家应该在自己的范畴里，按照自己的理论走向，对自然界最根本的问题和运行规律提出见解。至于应用，是工程师领悟了他的理论之后，就具体操作找出办法。我过去当右派的时候有一句出名的“言论”，讲的就是这二者的关系。毛泽东40年代不是提出“理论联系实际”吗，说光背诵条文没有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才能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50年代，针对一批不学无术者，在这一“教导”之下，把“实际”搬出来为自己理论上的无知作挡箭牌，我说，“没有不联系实际的理论，只有提高不到理论的实际”。35年过去了，对长江泥沙的见解和估算，还是这个问题。 问：长江三峡段有那么多峡谷，坝址偏偏选在三斗坪，不会仅仅为了将来2公里长的大坝的雄伟壮观吧？ 答：任何水利工程，从经济的观点出发，都希望坝体越短越好，否则为什么常在峡谷筑坝呢--这叫做充分利用峡谷效用。现在，在三斗坪筑坝，象是把峡谷效用倒着用：坝前只有500到1000米，坝倒有2000米长，2公里的坝拖着一条600公里的长辫子。这种水库，从来没有见过。之所以选在这里，长办不愿明讲，其实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三峡段只有三斗坪江底是火成花岗岩。但他们忘记了，岩基之上还有30多米深的石子，施工的时候须全部掏掉，凭空增加对蓄水完全不起作用的35米大坝，不经济之极。再加上百万移民。一个工程，光移民就占总预算的1/3，没听说过。我算了一下，几个因素加起来，在这里建坝发电的成本是同样功能的电站的7倍！ 真可谓荒谬设计第一，不经济第一。你看乌江电站，窄窄的河道上一个拱坝，洪水从上面泛过去，电厂在坝的肚子里，三个功能合一。还有北京的官厅水库，坝体只有100米宽，上边一个大肚子。当然这个大肚子现在已经淤掉了一半，防洪效益差不多全都失掉了，但它已经效命40年了。 问：如果按照现在通过的175米方案，开始蓄水后多久上游就会出事？ 答：就淤塞而言，长江和黄河不同。目前黄河的淤头已经越过长安到了咸阳，只有遇到上游陡处，爬不上去了才会停止。长江的冲刷段是陡的，本来淤积上不去。但是，当水流变缓，卵石停在重庆，就象是在那里新修了一个坝，淤积于是成为可能。除非你把重庆段河床放低，让它象广阔无际的大海一样，但这谁能办到？当然这淤积向上爬爬不远，爬到平衡坡降与陡坡相交时，就会停止。但已经抬高了江津、合川洪水位，使那里泛滥频繁。应该说损害不了四川1/5的面积，但就这1/5，已经了不得了。 最严重的问题是，从蓄水开始，不出10年，重庆港就会堵塞。为了上游航运，只有炸掉大坝。但两边高峡，炸掉的东西从哪儿走？只有运到平坦的地方去扔，这花费就太大了。东边土地淹没、西边河川江津破坏、沟通外界的航运交通堵塞，平白受这么大的损失，四川人不闹才怪。你一定知道清末的保路运动，正是地方利益受到损害，才诱发了辛亥革命。 问：但目前正在积极推进的三峡工程有可能中止么？可行性方案作了那么些年，准备工作也作了不少，这时候停止，是不是意味着以前的努力全部白费？ 答：我的观点和很多人不一样，他们有的说早一点、晚一点，或者考虑国家经济实力，我则认为凡是淤积的河段，根本不能修坝；冲涮的河段是可以的，但必须不是航道、没有土地淹没的。长江三峡段，黄金水道，两边有50万亩农田，100多万人口，还是淤积河段，在这里修坝，这个玩笑是开不得的。不幸的是，这番道理，就是在我们学校，向我的学生讲，也未必能被接受，因为已经作了那么久，又拿了人家的钱，总要想方设法为自己的工作辩护。三峡工程我以前没有想过，以为绝对不会有人蠢到会去修它。到了1986年，开始讨论了，我才在《科技导报》上谈了我的见解，正式宣布了绝对不能修的观点。自那时起，我一直希望公开辩论，把道理讲明。孙中山可以倡议，毛泽东可以作诗，我们技术人员是负有责任的，但至今没有得到过一次机会。 三峡工程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工，坝还没有修，已经动的只是小意思。百姓作了一些迁移，高处种了一些树，造了一些桥，没有什么害处。就算将来三峡工程不修了，这一部分也不算完全损失掉。当然，早一天停，少一天损失。 黄万里教授的预言 黄万里预言，三峡大坝将会出现十二种灾难性后果：1、长江下游干堤崩岸；2、阻碍航运；3、移民问题；4、积淤问题；5、水质恶化；6、发电量不足；7、气候异常；8、地震频发；9、血吸虫病蔓延；10、生态恶化；11、上游水患严重；12、终将被迫炸掉。 人物评价 必先立志——可自负但虚心校正自己；有秩序地生活：看重时间——活泼我精神；深于一行，仍应广通；遍访名师，勿泥于一校；不断地实地工作，在工作中求进步；随时学习，跟民众学习；生平服膺一“义”字，故有大批人相从工作；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从不留恋舒适生活——心地善良；古道热肠——热爱生活，热爱孩子；在科技领域里要从最基础最平凡的工作做起，不怕艰苦，甘于寂寞；知识要广博，基础要深厚，思路要开阔，要想人之所未想，不人云亦云；我既是科技工作者，又是诗人；我是用诗人的感情来搞水利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