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开薛岳的房门，却见长官在收拾文件和个人物品。不待赵子立开口，薛岳说：“噢，我先去后方，你在这里照料一下。”

晚饭之后，竟乘车下山，到耒阳九战区长官部的后撤地点去了。

倒不是赵子立没有指挥能力和怕承担责任，战局糊里糊涂发展到如此被动的地步，总该有个交待、有个安排吧?

赵子立在作战室紧张工作，一夜未眠，从目前敌我双方形势中，他看到了十分不祥的征兆。在沉重的心情中，他小心操持，注视着战局进一步的发展。

6月3日，蒋介石终于从日军在战略全局的动向中悟出了这次湘北作战的意义，军委会要员们无不为之震惊。蒋从重庆发电报给薛岳，命令张德能第4军死守长沙，王泽浚44军死守浏阳，鲁道源58军死守醴陵，方先觉第10军死守衡阳，同时组织现有兵力与日军决战。蒋介石在电报中说：

此次作战为国家存亡之关键，亦即我革命军人成功立业之良机，务望同心同德，上下一致，争取最后胜利。凡命令规定固守之阵地，不得擅自弃退，违者勿论何人，一律照连坐法处治，并由该长官全权处理，彻底执行!

6月9日清晨，经过几天紧张调动的58、72、20三个军对进至浏阳一带的东路日军第3和13师团进行包围攻击。仗打到黄昏，战局转变成日军突破58军阵地解除包围，13师团挡住几路对手，第3师团反将58军主力183师包围。183师浴血苦战突围，师长余建勋中弹负伤，全师突出重围时伤亡惨重。

13日，东路日军直扑浏阳县城，王泽浚率44军拼死防守。中午，日机将城区炸起大火，日军乘乱突入，两军激烈巷战至晚，日军得手。王泽浚无力回天，率伤亡惨重的残部突出重围，浏阳失守。

三路日军中，东路和中路虽经激战但进展顺利，只有西路40师团在进至益阳和宁乡时受到王耀武24集团军所辖73、74、79、100军部队的奋勇抗击，使日军无法再向前推进。直到其他方向尽为日军攻占，这几支部队才奉命撤退。

当长沙以北广阔战场中日两军浴血苦战时，长沙城内却在进行着另一场“战争”。

长沙保卫战迫近，身为战区参谋长的赵子立的作战部署却受到第4军军长张德能的抵制。张德能是现任第四战区长官的民国著名将领张发奎的侄子，平时骄横，没有几人在他眼中，薛岳离开长沙后他自作主张，沿用上次会战第10军的守城部署甚至于那时留下来的工事。赵子立大动肝火却又无可奈何，他在后来回忆说：

我认为按当时情况，在东西两线作战对我不利，与第三次长沙会战不同，长沙只应作为一个持久防御线来迟滞消耗日军，以利于尔后的衡阳决战，不应死守，但受命守长沙的第4军以两个师守长沙，一个师守岳麓山。我不同意，认为应以一个师守长沙，两个师守岳麓山。岳麓山失守，长沙难保，守住了岳麓山，就是守住了长沙。

我命令第4军调整部署，张德能打电话给我说：“长官走时，未让我归你指挥。长官让我把两个师放在长沙，一个师放在岳麓山，我不敢变更。”

我当时就打电话给在耒阳的薛岳，问：“我留在这里，是否指挥第4军?”

薛答：“你不指挥。”

这一下子，我气得打哆嗦。我认为看房子可以派副官，联络可以派参谋，把我放在长沙，究竟目的何在?幸亏赵子立预见到必将出现的严重后果，及时通过王耀武和上官云相将自己无法指挥长沙守城的情况转告蒋介石，否则后来就没有了那位德高望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政协常委和黄埔同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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