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电影正面强攻战争 只有死亡，只有活下去的本能

根据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改编的同名电影(下图)在1930年上映，是一战题材的影片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同年，雷马克的德国同胞帕布斯特导演了《西线战场1918》，电影呈现了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那里有赤裸的恐怖，造成这恐怖炼狱的，是人类自身的愚蠢和盲目。

没有多少电影有勇气进入战争龌龊不堪的内部，去面对历史进程中以千万人命为代价的荒诞——爱和拯救都是虚无的手势，在战场上，只有死亡是绝对的。

阿贝尔·冈斯和雷诺阿一样应征入伍，但是他利用在电影圈的人脉从前线逃了。1918年，他说服百代出资拍《我控诉》，并且在1918年9月带着拍摄团队上了战场，当时距离签订停战协议还有两个多月。《我控诉》里有很多让人几乎窒息的段落：空旷的战场上插满十字架，战士的亡魂从土地里升起，他们控诉统治者发动战争的决策，控诉战争夺去他们的性命也让法国变成一片恶土。这些段落是摄制组提着性命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拍摄的，扮演亡魂的，是那些在战壕里肉身败坏、内心绝望的士兵，他们喊出电影里的台词时，知道自己已经拿着死神的邀请函。在战争的最后两个月，兵士像得了病的麦子似的一茬一茬地死去，参与《我控诉》拍摄的群众演员，在之后不到6个星期的时间里，死了80%。

雷马克的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于1928年，好莱坞买下版权后，1930年同名电影上映，是一战题材电影中最广为人知的一部，很多人对一战有限的了解全部来自这部电影。其实在同一年，雷马克的德国同胞帕布斯特完成《西线战场1918》，一个被老婆带了绿帽子的倒霉男人、一个尽职的军官、一个情窦初开的学生，这几个本来没有交集的人在战争的最后一个月从柏林被派往巴黎，他们离开时的柏林，通货膨胀，食物短缺，是一座陷在迷雾中的混乱城市，去往巴黎的行军途中，他们见到没完没了的肉搏、死亡，坦克碾过肉身，奄奄一息的活人和死去以后冰凉的尸体挤挤挨挨地躺在教堂的废墟上，所有的人不是死了就是疯了。在乔治·萨杜撰写的《世界电影史》里，他认为这部电影的成就远远高于《西线无战事》，因为帕布斯特拍出一个满目疮痍的世界，那里有赤裸的恐怖，造成这恐怖炼狱的，是人类自身的愚蠢和盲目。

《西线无战事》

战争中最悲哀的，是从国家机器的失控蔓延到人性溃败。在约瑟夫·罗西的《吾土吾民》里，朝着英国老家方向奔走的小兵，这是他求生的本能，是他生而为人最正常的愿望，但是在宣誓效忠国王的军队里，他被裁定是逃兵，要被军法处死。为他辩护的律师挣扎在“人”与“非人”的两股力量中内心被撕扯，他明知战争是对“人”的消灭，却没有力量从国家和战争的机器里救出一个活人。

1957年，不到30岁的库布里克看到一篇关于法国军官为了掩盖战术失误从下层士兵里抓替罪羊的小说，促使他拍出《光荣之路》。这是一部无情的电影，在主演柯克·道格拉斯的建议下，库布里克采用了完全不留一丝希望的结局，人性里不存在“最后一分钟的拯救”。弗朗西斯科·罗西在1970年拍出《寸土必争》，阿尔卑斯山区里的这场激战不是发生在两个国家之间，而是意大利军中的哗变，是同为受害的无辜者之间的相互迫害，老练的罗西远比库布里克走得更远，他不是对人性持有虚无主义的怀疑论，而是呈现在荒谬的战争大环境里，人性也是一片疮痍的恶土。

一旦电影诚实地面对战争，裸露在镜头下的，是人的衰弱与卑微，但生命本身是不能被质疑被否定的，电影理论家大卫·汤姆森不久前在《视与听》杂志上发表了他梳理一战与电影的长文，在文章的最后他写到，他看过的有关一战最刻骨铭心的画面，是肖像画家约翰·辛格·萨金特从前线回来后绘的一幅巨幅油画《毒气》——从战场的毒气弹里幸存下来的士兵，伤的，盲的，一个挨一个手搭着同伴的肩膀走出战壕，他们的脚下是战友们层叠的尸体。浩劫以后，无所谓坚强和勇敢，只有死亡，只有承受，只有活下去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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