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统治者始终没有意识到海洋所能带来的巨大机遇和利益，所以，面对马嘎尔尼、阿美士德使团的通商要求，清朝统治者无动于衷;在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增多的背景下，明清统治者却采取了消极的闭关锁国政策。清初，先是为孤立和打击郑成功集团，顺治十二年(1655)厉行海禁，“不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顺治十八年(1661)，又发布迁界令，凡沿海居民均内迁30里，“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康熙帝统一台湾后，虽然展界开海，允许沿海商民对外贸易，但海禁政策却日趋严厉，制定了“海洋出入之禁”“货物出洋之禁”“海船制造之禁”，以及限制与防范台湾的一系列治台政策。

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将原来对外贸易的四口通商，变为只允许广州一口对欧美各国贸易。嘉庆、道光以后，清廷愈加强化对外商的管理，不断制定各种防范“夷人”的章程。这种愈演愈烈的闭关自守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遏止了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却进一步阻断了中西文化的交往，错过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科学的历史机会，拉大了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造成了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悲惨局面。同样，正是因为海权观的缺失，清政府缺乏适当、有效的海防措施。在近代以前，中国的海防安全一直没有遭遇过严重的危机。明代的倭寇，侵扰东南沿海的荷兰、葡萄牙，都没能给中国带来实质性的威胁。明清之际，在统治者的眼中，大海依然是天然屏障。于是我们看到，清代不设远洋海军，只有近海和长江水师，其主要任务是巡防江河、海口和缉捕海盗，兵制等同于内地的陆军。

到鸦片战争前，清军水师中最大的战船是广东米艇，船长104英尺，载重量约150吨，配兵60名，装铁炮十余门，此外还有火罐、藤牌、鸟枪等军器，全都摆在甲板上，没有任何掩护。清军的岸防火炮，大者上万斤，小者百十斤，有效射程不过几十丈，以火绳点火，射速慢而距离近，尚停留在欧洲17世纪加农炮的水平。而19世纪初的英国的皇家海军，早已在船舵、船帆、火炮及造船工艺方面做了全面的改进，其一级战列舰长200余英尺，定员820余人，载炮120门，其炮全部分列于甲板之下，而且燧发点火，射程远、威力大，整个战舰如同一个移动的大型堡垒。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