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曾国藩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调动。就在接到慈禧谕旨的当天，即8月30日，当即就回了个不看眉眼高低的奏折：“前在假期之驰赴天津，实因津事重大，不敢推诿。臣目病甚重，往来文件，难以细阅，幕僚拟稿，难以核改。江南庶政殷繁，若以病躯承乏，贻误必多。唯有避位让贤，吁恳另简贤能。目下津案未结，仍当暂留会办。一俟奏结后，即请开缺，安心调理。”他的要求很明确，即：一是不想去江南，怕因病耽误了那里的事务;二是强烈要求办完天津的案子再走，不愿就这样半途而废;三是办完案子后就彻底病休。在此信中，他还从天津教案实际出发，不识时务地向慈禧给天津推荐官员。

信发走后，曾国藩便加大了在老百姓中的“拿犯”力度。9月4日、6日，他围棋也不下了，古书也不看了，接连亲自参加了对府、县的审问。处理案件的积极性比以前还高。可是9月7日，慈禧就给曾国藩来信，口气不容通融，内容也是三条：一是必须去江南，二是天津官员选用一事不需你操心，三是可以结了天津的案子再走。最后慈禧补了一句：“毋再固辞。”

曾国藩接到信，心情复杂。9月9日，曾国藩又去信，信中反复谈了天津一案，最先错在洋人，至于府县，只是“临时失于弹压”，“不无可原”。至于对他们怎样处理，请慈禧“圣裁”。他为了尽量保护府、县，在做自己最后的努力。然而，曾国藩的意见已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9月13日，慈禧急令尚在陕西的李鸿章速来天津上任，而且很急迫。到这时曾国藩这才真正看出了慈禧对自己的不满，看出了对自己办案效率不高问题百出的愤怒。9月18日，曾国藩主动给慈禧去信解释此案为何进展缓慢。说此类群体事件，真凶真犯实在不好确定，冤枉乱抓，以无辜充数，问心有所不忍，所以办案速度就慢了。但最后他还是表决心，坚决执行慈禧指示，就是用变通的办法也要保证完成任务。

曾国藩也看出来慈禧一直在为自己放走府、县的事生气。但他为了挽回自己的失误，还是一有机会就为府、县下级说情。一连几天，他都在“幕府谈思所以救全之法，踌躇良久”。9月23日，曾国藩借上奏告知已革天津府县解送刑部日期的机会，又说了一次情：“府县本无大过，张光藻尤著循声。臣之初意，岂肯加以重咎?过听浮议，举措失直，遽将府县奏交刑部。此疏朝上，夕已悔憾。请敕刑部细核供词，从轻定议，臣亦稍释隐憾。”即说这不是他的真心，当时自己有点慌乱，上午报告请求处分府、县，下午就后悔了。“原奏”的那些府县“罪行”，千万不能作为依据，一定要重新甄别，否则自己的良心就受不了。通篇表达了哀求、忏悔、弥补的心情。

但慈禧却难以息怒。10月5日，怒旨：“该府县责任地方，乃于津民聚众滋事，不能设法防范，致匪徒乘机焚杀戒害多命，又未将凶犯赶紧拿获，情节较重。且该革员等于奉旨交刑部治罪后，张光藻竟敢私往顺德，刘杰亦私往密云，任意逗留，尤为藐玩。”慈禧说他们“情节较重”，再加私自外出，性质更严重。彻底否定了曾国藩“府、县无大过”的说法。

慈禧宣判：“张光藻、刘杰均着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以示惩警。”慈禧开始本来是想将二人在天津处理，结果这下“从重”弄到黑龙江去了。曾国藩的一切努力完全落空，也再不敢说情，只有自吞苦果。

事虽至此，曾国藩还仍然惦着他没办完的案子。对所抓的80多人加大了审讯力度。他把审讯地点就设在了自己的住处，他在日记中写道：“敲搒之声竟日不绝。”可见对无辜百姓下手之狠。终于，他凑够了拟杀的20人。10月7日，曾国藩正式上报了他胡乱确定的这些人犯名单。也同时正式上报了请求慈禧对他“交部严加议处”的处分申请。

无辜凑数杀中国人的消息传出，全国舆论再次大哗，尤其天津市民义愤填膺。对曾国藩的“诟詈之声大作”，抗议信像雪片一样涌向朝廷和曾国藩住处。甚至一直把他引以为自豪的“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京城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湖南家乡绅民更一怒砸了他的家宅。当时有副对联如此挖苦他：“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可见人们对他的愤怒。

可悲的是，曾国藩已经是这样的处境了，此时的慈禧对他的怒气仍然未消。1870年10月20日，曾国藩赴江南以前进京觐见慈禧时，慈禧再次对跪在前面诚惶诚恐的曾国藩怒问：“府、县前逃至顺德等处，是何居心?”曾国藩异常惊恐，回答几乎语无伦次。可见慈禧对此事是一直抓住不放的，对曾国藩的不满永远也不会化解了。

“天津教案”最大的输家是曾国藩，最大的赢家是慈禧，慈禧在这个过程中毫发未损，曾国藩却落了个“举国欲杀”的下场。最严重的是，他惹恼了慈禧，失去了信任。还永远承受“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忍心害理，悔恨之至，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的良心煎熬。两月后他在两江总督任上，有人报告说又有反教会群众敲署衙大门，竟然吓得他一下瘫倒在地。两年后，曾国藩在抑郁中离开了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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