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中国，面对外力的冲击，中国人的反应、中国社会的反应都是由士大夫来表达的。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败于“弹丸岛国”，士大夫大为震惊。最终造成清流走向维新，李鸿章一派反而趋于保守。士大夫思想分裂，群体分裂，互不相容。
     我们二十年来，追述中国的历史，常常要带到日本，讲日本的明治维新，讲日本的近代化。但是从事后一百年来看，日本的近代化是一种扩张的近代化，因此，日本的近代化对东亚来说曾是一种灾难。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走向扩张，最原始的原因里有一些自卫的因素。因为当时俄国势力向南延伸，日本视之为大患，其谋划自卫遂从一开始便自自身的疆域之内向外远推，由此产生不仅有所谓“主权线”，而且有所谓“利益线”。前者指国土的疆域所在，后者扩张到疆域之外。最先划入其中的，就是大陆上的朝鲜和海洋上的台湾、琉球。所以，日本近代化没有多久就发生了侵台湾、灭琉球的事件。
     而后日本要从海上进入大陆，朝鲜便首当其冲，并因此而牵动东亚。日本久蓄“征韩”之心，但“征韩”则不能不牵涉到中国。因为中朝之间有着历史上形成的宗藩关系，西方人后来写东亚历史，把这种关系称作“朝贡制度”，并引用近代外交的体系和观念为尺度对之作丈量和非议。但就历史本身而言，朝贡制度在几百年间保持了东亚安定，使东亚各个国家之间能够相安相处。
     “朝”和“贡”的本义都是宗藩关系中的礼仪，而以朝和贡的常态维持于宗藩之间，又说明这种关系并不是用战争和征服的手段造出来的。朝贡的历史形成，实际上更多地是周边国家对中国文化的朝贡。宗藩关系以大小分上下，而以“事大字小”为其间之伦理。小国对上国，谓之“事大”。时至晚清，“事大”不过是隔几年派贡使带一些贡物和表文来朝觐，论其实质，已演为一种纯粹的礼仪。但就大国要“字小”一面而言，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责任。“字”训为“保”和“育”，所以小国一旦有内乱，有外患，常常会向大国求援，而大国不能不以求而后应为一己之担当。联结于两者之间的，有利害、有道义，也有文化。

     1894年朝鲜内乱，中国因朝王请求而出兵。而后是日本因中国出兵而出兵。此前，日本已倾力于扩充武备，练兵演习，构建战时机构，这些都不仅是在准备战争，而且是在谋划战争。因此，甲午年他们成了蓄谋已久的一方，而没有准备的中国则被宗藩关系拖着卷进了战争中。
     由于没有准备，已经卷入了战争的中国曾希望西方列强出面调停。但列强各有怀抱，从而各有算计，因此中国人的希望始终是中国人的一厢情愿。于是最后的结局便只能决定于暴力和暴力的对比。被动的中国遂不能不成为失败的一方。
     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以五十多年民族战争的一败再败所未曾有过的酷烈，化为五十多年里未尝有过的猛烈冲击，激出人心的震荡和士议的高亢。
     《清史稿》说，当日“国人以北洋海军信可持，争起言战”。这里说的“国人”其实主要是士大夫。但战争中海面交战的累累重创和地面交战的一战而溃和溃而逃，则从一开始便以一种惊心动魄的方式打破了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预想。
     作为对比，甲午战争两三年后，日本有个兵头叫神尾尧臣，到汉口与士大夫相交往，其间言及战争，他非常直白地说：“我们也想不到你们这么不经打。”当时日军对中国交战，初想是以占领朝鲜全境为目标。但中国一方连战连败，遂使日本一路尾追，越打越远，直到《马关条约》谈判时还在打而不肯停手。与这种中国人的出乎意料和日本人的出乎意料相对应的，便是“国人信可持”被打碎之后的天下错愕和震惊。
     与这种错愕和震惊相伴随的，是枢府总署忿争论事，翰詹科道交章论事，总督巡抚电奏论事，部曹京官呈文论事，各省举人上书论事，追究的都是战争的失败和议和的辱国。李鸿章是主持战争的人，又是一身承当议和的人。所以天下之怒骂皆归于李鸿章，说他不战主和，行私罔上，甘心叛逆，潜勾倭主，还说他儿子是日本的驸马，为日本人送军火、粮食，要斩李鸿章以谢天下。
     自同治九年任直隶总督起，二十多年之间李鸿章一手提调北洋海防，练兵、置械、办北洋舰队，“用财数千万之多”，而一旦变起于近旁，则以甲午年的一败涂地为结果。因此，适当此日，他在朝野的群起追问中成了千夫所指的人。
     但就其个人身入漩涡而心力俱绌的阅历而言，李鸿章又意多屈郁。他在一封信里说：“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船购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其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手一掷，遂至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这些话里未必没有道理，但在当日的中国，这些道理都敌不过万千人挟愤怒之心对他的穷追深究。而后是李鸿章与淮军一起跌落，被朝廷剥掉了三十年拥有的权力和对政府的影响。连带而及的，是世人眼中与李鸿章太过亲近，并因之而为士议所痛恶的孙毓汶、徐用仪先后退出了军机处。
     在这种战争造成的政局变动里，由政局变动而致人物的此长彼消，已使帝师翁同龢成为政府中最有影响的人;也使湖广总督张之洞成为疆吏中最能为士林归心的人。翁和张都是清流的前辈，因此，在言路喧哗以见士议高亢之日，他们所获得的更多的权势便会助成士大夫中的清流由个人而聚合，并以其聚合呼应，而成为当日中国支配和导引思想潮流的力量。
     与宋、明相比，清代长久地言路不振。至光绪初年清流起于庙堂，始有言路的一时振荡。其间的自成一类而为天下注目，一方面在19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长久的内战引发国家权力下移之后，七十年代的清流以尊王为共性，因此常常以弹击疆吏为能事。另一方面，自六十年代开始的借西法以图自强引制器、开矿、航运、铁路次第而入中国，而清流既代表儒学的固性，又代表儒学的刚性，便常常与洋务相对峙。吴汝纶谓之“近来世议，以骂洋务为清流，以办洋务为浊流”，以见两者在世人眼里的泾渭分明。而身在洋务一面的曾纪泽尤痛恶清流而言之刻薄：
     近世所谓清议之流，不外三种。上焉者，硁硁自守之士，除高头讲章外，不知人世更有何书。井田、学校必欲遵行，秦、汉以来遂无政事。此泥古者流，其识不足，其心无他，上也。中焉者，好名之士，附会理学之绪论，发为虚悬无薄之庄言。或陈一说，或奏一疏，聊以自附于腐儒之科，博持正之声而已，次也。下焉者，视洋务为终南捷径，钻营不得，则从而诋毁之。以媢嫉之心，发为刻毒之词。就三种评之，此其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