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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文字中的痛恶之意未必能写照清流的本相，却使人可以明白地看到清流与洋务之间的大幅度对立。就总体而言，清流之反洋务，是时逢世局大变之日里的守旧以敌开新。而清流表达清议，因此，在清流人物的背后，其实是当日士大夫的多数。
若以此为比照，则甲午战争的失败留给中国社会的深度影响之一，是二十多年为中国守护旧物的清流此日在震惊、震撼、震慑之下的一时剧变。
当甲午、乙未言路滔滔之际，被世人看成是清流的人物都是其中最富主动性和活力的士人群类。他们因议战拒和而聚合，又在追究李鸿章的过程里以彼此呼应为一时共鸣。然而中日之间的战争，是中日之间的比较，所以，日本以“弹丸黑子”之地而能打败中国，这个事实，又不能不使一腔愤痛的中国人因中国的失败而审视日本的胜利，又因日本的胜利而反观中国的失败。
自19世纪中叶开始的中西交冲以来，中国人已越来越正视西方人，但越来越正视西方人的中国人里很少有人肯正视日本人。时至甲午战起仓促的一败再败，则中国人已不能不正视日本和不得不正视日本。而正视日本，目的全在时人所说的“反镜以观”，在这个久被目为“弹丸岛国”的东邻对照下省察中国自身。因此，集矢于李鸿章的言路高亢激烈，随之而转向由战争的失败追索因果，并纷纷着力于翻寻和抉发中国的积弊与时病，而后是议论的重心和理路都发生了变化：
二百年来，官守成法，士耽俗学，习熟见，以为当然，塞聪蔽明。冥冥长夜，胥十八行省四百兆人而成为不仁之疾。 
这些弊和病存在已久，但在甲午战败的映照下全成了一时毕显而尤其触目动心的东西。走得更远一点的，则追溯道光以来中西交冲的种种情节而以彼律此，然后统括而论之曰：
观其宰相之谋成后战，则我之执政可耻;观其士卒之步武严肃，则我之将帅可耻;观其儒者之钩深索隐，则我之士可耻;观其田夫之蕃育稼畜，则我之农可耻;观其劳工之神明规绳，则我之工可耻;观其公司之操奇计赢，则我之商可耻。
辛丑年李鸿章自述三十多年办洋务，其实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裱糊匠东补西贴”，外观上“成一净室”而已。他把中国比作“破屋”，指的正是中国社会的积弊和时病。
因此，清流议论在追索战争失败的因果里指向“二百年”的“塞聪蔽明”和“十八省”的“不仁之疾”，以及种种比照可见的“可耻”。他们看到的东西，其实李鸿章已经比他们更早地看到了。这个过程使曾经痛骂李鸿章的清流在见识上与李鸿章有了一种相同和一致。比之将一场民族战争的结局归因于一人一身而穷究忠奸，这种由纵看“二百年来”为中国诊病象的理路无疑要深刻得多。
而时逢甲午战争的失败以其割地赔款之酷造成中国人“大野招魂哭国殇”之痛，则身在其中所感受到的“焚如之灾，迫在旦夕”，又远比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年历史过程更加惶遽亟促。当日张之洞称之为“非常之变局”，陶模称之为“危局”，稍后严复称之为“世变之亟”。其中内含的紧张和忧惧，显然都比19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时论所说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沉重得多，又急迫得多。在这种积弊与危局的互相对映里，士大夫生当斯世斯时而惊惧交集，已不能不力除积弊以应对逼来的危局，并由此走向“变通成法”。
经历了这一段历史的过来人后来追叙说：“吾国经甲午一战败于日本后，洞明时事之流，已佥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存，非将教育政治一切经国家治人民之大经大法改弦易辙，不足以言变法。”在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之后，这是士林中的一种新的时趋和走势。而主导了清议，从而牵引了这种时趋和走向的，便是甲午乙未之际因议战拒和而聚合起来的清流人物群。随后，是“京邸大僚之议论、翰林御史之条陈、外省督抚学政之文告奏”的纷纷然跟着走。
在这种时趋变和走向变的过程里，一方面，身为清流前辈而位居众目仰视之地的翁同龢、张之洞能够影响和导引清流人物，并因此而影响和导引士林;群集的清流人物也能够影响和导引翁同龢、张之洞，并因此而影响和导引那个时候的政局。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清流与大吏相连、与庙堂相连、与君侧相连，又使他们在群谋国是的呼应里筑成的人际勾连成为一种上通的现成路径，为原本不在清流渊源之内的士人中的急急乎进取者提供了可以借用的途径，使之能够沿此拾级而上，快步走近权力的高处。
其中最典型的，便是七年之前已开始上书皇帝、上书徐桐、上书曾纪泽，并曾谒翁同龢，“意欲一见”的康有为的一路叩门，一路碰壁。出都之日，遂以“虎豹狰狞守九关，帝阍沉沉叫不得”为一泄愤懑之辞。而时至甲午乙未，则康有为已既与张之洞的门下相亲近，又与翁同龢的门下相亲近，并因此而得以声闻上达。
后人作史，曾归康有为为改良派，并以王韬、郑观应一类的早期改良派，以描划其间的前后传承。但在甲午前后的中国，自士林中人看去，王韬、郑观应一类犹在士人世界的边缘，所以，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士大夫意识的人物，康有为显然不会把“早期改良派”引入自己的思想视野之中。就人际属连而言，他更自觉、更看重并因之而力为依附的，其实是声势所归和声望所归的清流。由于声势所归和声望所归，声势和声望又成为一种裹挟和席卷，使士林中更多的人跟从而来，汇入这种时趋和走向之中。
当日的一则记载说“公卿谋于上而处士奋于下”;另一则记载说“京中言变法者甚多，自上上下下几乎佥同，而大率皆不知世务之人”。至日后张元济回忆其间的情节，则说是：“中日战败，外患日迫。忧时之士，每相邀约在松筠庵、陶然亭集会，筹商换(挽)救之策，议论当时所谓时务西学。余亦间与其列。到者多一时名下，然毫无组织。”这一类记述既说明了变法的思想在那个时候曾经有过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也说明了变法思想本身的模糊混沌，以及随之而来的陈流纷呈和各是其是。
就清代二百多年士大夫的常态而言，这些都是异态。其间形成的京师强学会则因其多属“台馆诸臣”的清流渊源而一头连着守儒学本分的李鸿藻、翁同龢、孙家鼐;又因其致力于“时务西学”而另一头连着热心为中国人作策论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由此显出来的交错和复杂，同样写照了变法成为一种思想震荡之日，清流群体的今时不同往日，以及这种变化所造成的发皇和跳脱。
在以洋务为中心的三十多年里，中国人由借(西)法以图自强从域外引入种种古所未有的东西，而其宗旨则在取彼之长，以新卫旧，守护中国的政教文物。但变法因摘发和指陈积弊和时病而起，是以变法虽然仍以图自强为怀抱，而其宗旨则已由取新卫旧一变而为除旧布新，与之因果相连，是取新卫旧尚以新旧可以共存为当然，而除旧布新的理路很容易演绎为新旧之间的不能相容。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人曾先因中西之争而知古今之争，时至此日，遂又因中西之争而入新旧之争。这是一个外铄化为内卷的过程，而比之古今之争，新旧之争的向内锲入又更深一层。
而后，一面是变法的议论由“变亦变，不变亦变”急速地走向大变、速变、全变，沿着“兴利除弊，变法致强”一路推演到“二百余年来之历史”和“二千年来之学”和“二千年来之政”，其中的怀抱激烈者，至有私议“华族之弱，不得不以宋儒为罪首”，并因之而倡“尽烧宋人之书”。而与此同时发生的，又有“近今风尚，竞谭西学”牵引下的引进化论入公羊学以重造孔子，遂使安身立命的儒学成了工具化的儒学和异化了的儒学。更极端一点的，还有中西之间合教通种之说。同这种以文字和议论冲击政教文物的新旧之争相比，另一面是新旧之争引入人群之中，起于认知的新旧之分便因之而直接地变成了人与人之间的新旧之界。随之而来的冲击往往烈度更大。
由于因议战拒和而汇聚起来的士人在转向变法的过程中多以“开新”、“维新”、“刻意求新”和“振新新学”、“尽弃旧学而学之”为主张，既以此为议论，也以此广认同类，则作为反衬和对比，他们同时又会非常自觉地以“旧党”、“锢蔽者”、“守旧之徒”、“守旧之病”以及“故见其封，如蛙在井”等等作概括刻画，把士林中的另一部分人划归到与自己不同的异类里，并施以痛诋。而因果相循，此攻彼伐之际，被目为“旧党”的一方又起而用痛诋回击“以开新为事者”的痛诋，指其“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国之人心，翻亘古之学案”。这种新旧之间的争斗虽由外铄化为内卷，并且以文人为主体，但两者之对峙一经形成之后，则常在不可调和之中。由此催生血脉贲张，遂有谭嗣同所说的“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血流遍地，方有复兴之望”。其言之悍猛决绝实为有清二百多年士林所未曾有。
因新旧之争而造成的这种士大夫的思想分裂和群体分裂，以曾经守旧的清流此日在寻求变法过程里发生的脱胎换骨，具体地反照了甲午中日战争的结局带给中国社会的深度变迁。与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过程相比，瞿兑之说是“清流始旧而继新，洋务本新而反趋于旧”。陈独秀说是“当时政治思想分二派：一是文人派，首领是在北京的大学士翁同龢;二是实力派，首领是在天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隶属翁派的是些都下名士，是崇尚旧的文物制度的，隶属李派的是些办铁路、轮船、电报、海军的洋务人才，是主张采用西洋军事、交通制度的。在当时前一派属于守旧，后一派属于维新，两派在思想上、在政权上，中日战争前即有不少暗潮。战后维新自强运动起，两派思想互变，李派属于守旧，翁派属于维新，而暗斗愈烈”。两者各自用“始旧而继新”和“思想互变”概括了一个曾经长久地抵拒借法的士人群体因战争的召聚而起，又在直面战败和直面危局的过程里骎骎乎演化为变法主体的事实。其间的变迁之迹正非常明白地显现了晚清中国时势逼人的促迫峻急。
在三十年以洋务为中心的历史里守旧抵拒借法，已显示了士大夫的分化，而时至甲午、乙未之后因变而起新旧之争所导致的士大夫分裂，则使一个两千年来以其自身的稳定长久维持了社会结构稳定的群体，又因其自身的深度冲突而成了最不稳定的社会力量。这种冲突由新与旧的分裂开始，又演为新与新的分裂，而后是西来的学说不断地化为各不相同的理想，又不断地促成理想与理想的冲突。与之相伴随的则是长久的社会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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