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失败引发国体讨论
     最后德国在山东的问题就不了了之，因为日本占了很长时间。到1914年10月，日本完全占领山东后，要求中国政府确认它的权利，这就是“二十一条”。“二十一条”在这100多年来被认为是国耻，是不得了的事，但是仔细分析，这是袁世凯要公布出来的。1914年10月日本从德国手里拿到山东后，日本外务省就在密集地商议怎么处理这个事。日本处理事情要提交一份备忘录，这个备忘录需要中国认可，为什么?因为山东的权益之前是德国投资的，德国和中国在1898年有协议，现在打完德国后，如果没有一个文书是没有办法的。
     这时候日本和中国外交部商量一个文书，这就是日本提交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政府对这个“二十一条”里面的绝大部分是认可的，因为没有超出中德合作的范围，但袁世凯发现里面有一部分是有问题的，即第五号文件涉及到满洲和蒙古的权益。怎么能够谈这个?你跟德国人打，要的是山东权益。但是日本的理由是，1904年帮你打了一次俄国，没有确权，补了这一块。为此中国政府和日本谈了二十几次，谈到1915年的3月份，还是达成了一个改变后的条约，叫“民四中日条约”。这个条约实际也是接受了山东权益从德国手里转给日本，具有正当性，但后来革命叙事把它说成是国耻。
     这里面涉及到国家力量的问题。国家有没有力量，要看重大的事情你是否有能力做，这就是民主的效率问题，就涉及到国体。中国为什么在日本步步紧逼的时候，没有应对的力量?这要追溯到1911年辛亥变动之后1912年构成的政府。1912年构成的政府是一个没有效率的政府，没法决策，所以弄了一个《临时约法》。政府是一个没有力量的政府，决策很为难，想对德宣战，结果议会不通过。当时战争一爆发，严复专门编辑西方情报，每天给袁世凯报西方战场的情况。但中国的决策系统是外交、政府、议会、中间层，因此等到1915年3月，中日之间达成妥协之后，1915年4月又发生了一件事，影响了后面的思想史，就是杨度的文章《君宪救国论》。
     为什么杨度要讲君宪救国，他有三个理由。如果你不使用君宪，还是现在这种半调子民主，你就不可能走向富强;如果你不使用君宪，就不会强大;你不使用君宪，外国人瞧不起你。这就又回到1906年宪政改革的三个领域里。你不实现君主立宪的架构，政府就不能集中决策，不能集中决策就没有办法。所以杨度这篇文章提交给袁世凯，袁世凯5月份就给杨度题了一个匾——旷世逸才，赞美杨度。杨度这篇文章写得很潇洒，论证国家政治中心的效率问题，紧接着导致了后面的结果。袁世凯觉得杨度的建议是对的，体制不好就应该改。往下1915年舆论慢慢跟进，出现了杨度找几个人弄了筹安会，讨论怎么能够在我们原来的政治架构下使它有活力、有效率。这个问题报给袁世凯，袁世凯认为这个事可以讨论，在民主架构下当然可以讨论。这就到了1915年7、8月，筹安会已经紧锣密鼓地作为理论提出来。

     但是这时候就出现了一个新力量，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的参加者，就是陈独秀这拨人。陈独秀这拨人是绝对的民主主义，特别是黄兴，他认为民主原则不能没有，一定要走民主道路。孙中山不一样，到二次革命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成立中华革命党，就是因为北京在筹建筹安会。我们不理解，孙中山怎么那么倒退?说要以党的名义，还要忠于党魁，签字画押效忠。其实很简单，孙中山就是回到了原来的会党，中华革命党就是会党，会党当然是忠于领袖。这就可以看到，1915年因为外交问题引发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混乱过程中各种思想都在出现。
     当年9月1日，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创刊，创刊号里所讲的理论仍然是绝对共和原则，仍然坚持那套东西，但是国家效率不管。这样到1915年底还是不能决策，还是没有办法，这时候(参战)被强制推行。袁世凯认为参战不能决策，是因为没有效率，政府没力量。怎么有力量?君宪。因为杨度给了这个路径，另外当时认为，中国的政治架构可能还应该是君主体制下的共和。古德诺他们这一批人，也都这样论证。他们认为中国在这时候确实慌了，1912年大家都大意了，没有去想究竟什么体制适合中国。
     因为中国在两千年的帝制架构中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意义世界——我们为什么活着。第二个问题是在帝制架构下最高权威的争夺。中国的意义世界就是威权世界。威权世界就是皇权体制下皇权不一定就是专制，是后来革命叙事导致了我们认为皇权就是专制。其实皇权并不意味着专制，儒家在这方面讲的道理更多，而且它解决了一个问题，在皇权架构下，最高大位是不能争夺的。我们为什么今天搞成这个样子?辛亥之后一直到今天为止，大位其实大家都觊觎，因为没有神秘性了。辛亥革命导致的结果就是最高权位大家都可以去争。对此，章太炎有反省，他说当年中国的知识精英确实大意了，已经有了独立的环境，为什么没有好好讨论一下国家的未来政治架构呢?这是章太炎在1921年辛亥革命十周年时写的。
     一战结束，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转变
     那么再回到1915年，袁世凯在1915年下半年确实想强制推行(君宪)，因为不推行，国家利益就严重受损，因为没有办法介入到一战，政府决策达不到，当时中国的政治领导人都想介入，结果议会反对。一直等到袁世凯死后，战争快结束，安徽的段祺瑞利用张勋复辟的特殊环境，强制性通过参战法案，而且以督办的身份，强制性为中国在最后时刻留下了一个进入巴黎和会的机会。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内部的争论、意识形态的争论，包括袁世凯死后的护国战争、护法战争，中国从民国元年一直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直未参战，中国觉得还有机会，等参战后，战争明朗化，中国对战争结果的期待非常高，当然这与美国威尔逊总统的宣布有关。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宣布，根本没有谈山东问题。但中国人的理解是，威尔逊一定帮我们把山东要回来。特别是陈独秀在这过程中不断地忽悠，把中国人的民族情绪(煽动起来)。要求把山东还给我，山东怎么还给你?巴黎和会中，中国根本没有谈判的力量，因为你参战晚了嘛，你一参战就打完了。
     本来这场战争四年就结束了，中国还以为有好长时间才结束，结果不仅在1915年签了个《临时条约》，而且还在战争快结束时，跟日本签订秘密协议借钱。那么一战结局就和我们的主题有重大关联，就是在巴黎和会上，公理没有帮中国战胜强权。中国想要的东西没有要到，尽管我们今天知道中国想要的东西，是不可能在那儿解决的。而且一战快结束时，发生了十月革命，这给中国一个强烈的信号。我们发现，威尔逊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但是列宁说苏维埃政府要把过去沙俄从中国拿去的东西都还给你，这时候中国人觉得俄国人好，十月革命好。但是恰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精英)也确实认为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在中国怎么能够(建立)有秩序的制度，能够和社会主义层面有一种关联。之后是意识形态转轨一下子转型到社会主义，这是政治层面。在意识形态层面，1915年后，中国正儿八经地去讨论原来走的废儒家的路径对不对，共和国是不是一定要有共和国的国民。这时候讨论这个问题了，因为1912年谁也不知道，那时候说共和国就要做共和国的国民，不能再做帝制下的国民。到1915年的时候，中国人真正仔细去想，我们走向民主共和这条路，我们的价值理念、我们的传统究竟应该怎么保护，怎么能够转化、传承。因此，从这儿往下走，从一战结束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巨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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