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战俘们表面上积极参加政治学习，也不过是为了生存下去而装装样子。他们担心一旦流露出对政治学习的不满和厌烦，就会被送到位于苏联腹地的战俘惩戒所，或者会被推迟遣返回国。就连曾经残暴地对待共产党人、无情摧残反战人士的原日本宪兵也都变得“自觉”起来。日本久留米市的农夫平野好郎，在回忆苏联劳改营里推行的“民主化”活动的有关情况时说：“这事发生在西伯利亚第19号战俘所，时间在昭和22年(公元1947年)2月前后。红军将我们这万名战俘集合起来推行‘民主化’教育。所有的人一门心思想回家。我们充满了恐惧……原先的宪兵们都加入了新成立的‘民主化突击队’，‘民主化突击队’的劳动条件格外艰苦。每天早晚，他们进出营地时，扯着嗓子高唱‘红旗歌’和‘国际歌’。他们里边就有那些……一贯压制反战理论、反战学者和作家的人，可是现在他们摇身一变，变得让我们目瞪口呆。”

积极参加政治学习会给战俘们带来一些实际的好处。前文引述的《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指出：“那些同政工人员有接触的战俘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俘人员受到提高饮食标准的奖励，积极分子被送到所谓的休养房去过上10～12天的好日子，在那里，战俘们可以穿上清洁的内衣和睡衣，好吃好喝。”

政治学习以及“民主化”教育活动，使对战俘的管理出现了一个非常滑稽、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苏联管理人员非常善于利用日本战俘中存在的等级秩序，借日本军官来管理日本士兵，从而有效地完成劳动任务;另一方面，政工人员又推行“民主化”教育活动，试图消除日本战俘中存在的这种等级秩序。当年的日本战俘山崎幸男多年之后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苏联方面在战俘营实行战俘自治原则，这导致了食品和其他奢侈品分配不公以及克扣配给等情况的发生，但是与此同时战俘营里也发生了反军方的斗争。”山崎幸男这里所说的“反军方的斗争”，就是日本士兵战俘反对日本军官战俘的斗争，而这种斗争自然是得到了苏联劳改营政工人员首肯的。

有日本战俘被发展为苏联情报人员

苏联还在日本战俘中发展了一批自己的情报人员。俄罗斯学者格列布·车尔尼雪夫斯基在2001年8月31日《独立军事观察》上发表的《学习斯大林著作的日本武士》一文中指出：“日本武士做梦都不曾料想过：他们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然而，这确实发生了，就发生在苏联战俘营里。1945年秋天被俘的日本武士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尝试着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否则，他们的生存以及返回祖国都会成问题。不过，并非所有的‘劳动改造和政治学习的优秀分子’都能成功地返回祖国……我们的特工人员在战俘们中间开展活动，培养‘自己的干部’。思想‘改造’的结果是一批新的日本共产党员出现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战俘营里充当苏联当局的秘密情报员，告发自己的同胞。”

每逢日本的广岛、长崎遭受美国人原子弹轰炸纪念日，苏联劳改营政工人员对日本战俘的态度相对于平时而言就会变得比较有人情味。他们会给战俘一些食品甚至伏特加白酒，安慰他们不要过于悲伤，同时也不忘记“责怪”几句美国人的无情。这时，动了真情的日本战俘有的会哭得很厉害，一些日本战俘还含着眼泪说他们憎恨美国人、热爱苏联人。

1949年初，日本战俘被准许与家人通信，每人先准许通一次信，用的是双页明信片，一页寄往家里，另一页是家人回信用的。回信地址是苏联XX地区XX号收容所，没有标明地名。明信片不允许写太多的字。苏联方面规定，战俘只准许写自己的事情，不允许介绍与自己无关的情况，在经过苏联方面的检查之后明信片才能由专人统一发出去。战俘民主委员会的委员可享有一定的“特权”，可以多发几张明信片。

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报刊报道了这样一件真实的事情：有一年春天，正逢汛期，一名日本战俘冒着生命危险，纵身跳入冰冷的水中，将不慎掉入水中的劳改营主任的儿子救了上来。此后，这名日本战俘在劳改营里的状况和生活条件得到了改观。后来当这名日本战俘被遣返回国的时候，劳改营主任眼含热泪送别了他。岁月荏苒，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这位当年救人的日本战俘，已经成了一个大老板，他打听到当年被他从水中救上来的那位小男孩的住址(这时，小男孩的爸爸——当年的劳改营主任早就去世了)，邀请小男孩一家人去日本作客，还送给他们一辆崭新的豪华汽车。不过，就笔者看来，当年这位日本战俘冒着生命危险救人，与其说是苏联方面推行的政治学习、“民主化”教育运动和思想改造的成果，倒不如说是他渴求能够生存下去并平平安安地返回日本的求生本能和动机起了作用。

战俘问题从来就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沉重话题。苏联劳改营对日本战俘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特定时期、特定背景下的特殊现象，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这一问题跟一系列问题一样，长期以来一直被遮以神秘的面纱。以解密档案为依据，还历史以真实，无疑有利于世人对这段历史真实面目的真切认知。（来自新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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