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缅战场，孙立人给人的一大印象就是“吵”，而且常常与最高指挥官史迪威“吵”。吵的时候，孙立人是用英语厉声争辩，史迪威是用中文大喊大叫，双方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方便其他在场的两国人理解。
     史迪威的“泡”和孙立人的“堵”
     两人吵得最厉害的一次应该是1944年1月2日那天。这时才打下于邦。有感于部队已经打了近十个月需要休整，同时一个师的兵力继续进攻仍然显得单薄，孙立人命令部队停止向前攻击，只做一些巩固打下来的据点的整备。史迪威则认为不能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应该趁热打铁一鼓作气。于是，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史迪威在战场上有一习惯，用“泡”的方式督促前方将士的进攻。即一处战斗成胶着状态时，为了鼓励将士们加大进攻力度，他会来团部，呆在那儿不走。
     史迪威的“泡”法在缅北战场就是2日这天从孙立人这儿开始的。1月2日中午，他来到了孙立人的师部。孙立人知道他所来何意，胆子也大，竟敢不让总指挥进入掩体。他派人将史堵在外面，说师长正在里面部署指挥战斗，请总指挥稍等。史迪威独自枯坐在掩体外的竹凳上，一等就是好几个钟头，副官不停出来应付。
     毕竟史迪威官大，看真的推不走，孙只好妥协，出来了，也答应了史的部署，立即命令部队向太白家和腰班卡攻击前进。但史也只好答应孙，同意他使用迂回战术，自主指挥部队，立即增加空军及炮兵的支援，并让新22师快速投入前线。
     孙立人和史迪威的这场争执在史迪威的日记里也留下了踪影。2日这天这样说：“孙立人没有行动。他多次提出有关空中支援、弹药供应和炮火援助的不合情理的要求。”以至于史迪威开始怀疑孙立人一定从委员长那里收到了要他们缓慢行动以减少损失的电报。他直言不讳地警告孙立人，假如他以司令官的身份发布的命令不能得到执行，那么他就要辞职，并将这个情况报告华盛顿，建议美国政府中断美援。
     史迪威枯坐在指挥部外面一天积压的愤怒可想而知。可能正是话都说到了这份上，孙立人不得不妥协。缅北反攻，孙立人就是用这样的“吵”，吵来了一场场胜利。

     于邦拉锯战
     缅北反攻首战胜利，也是孙立人吵来的。
     1943年10月，孙立人的新38师打出了野人山。第112团官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了胡康河谷的北面大门———新平洋，当日晋升大尉的第18师团混成搜索队队长荒木与一战死。
     10月10日，史迪威要求新38师于11月1日前，占领大洛至大龙河及大奈河之交点，以迄下老卡之线，以掩护构筑新平洋飞机场，作为反攻基地。但接下来的攻击却陷入了胶着。并差一点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胡康河谷既是中印公路和反攻缅甸的必经之地，也是一年多来日军占据和防守的主要据点。根据史迪威命令，新38师第112团开始向南面的大龙河之线攻击前进，于邦之敌被迫退守核心阵地顽抗。
     第112团向新平洋、于邦攻击之初，中国驻印军指挥部根据英方提供的情报，认为这一带仅驻有少量日军，每一个据点只有一两个日军军官或军士指挥四五十名缅甸兵或当地土人据守。双方交战后，从打死的一名日军军官身上搜出了一份文件，才知晓正面之敌是日军第18师团的主力第55、56两个联队，不仅修筑了坚固的据点工事，而且配备了多门山炮和火炮。由于情报有误，虽然初期攻击取得了进展，但伤亡较大，并且随着攻击前进难度越来越大。
     特别危险的是，反攻缅北之初，即使加上即将加入进攻的新22师，总兵力为18300人，约为日军第18师团的88%，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日军占据着优势。而现在仅以第112团一个步兵团的兵力，在缺少炮兵支援和骡马运输的条件下，特别是中印公路还没打通的情况下，担负起300多里长的战线守卫与攻击，很容易被日军以优势兵力各个包围消灭。
     随后于邦之战就出现了惊险的一幕。
     “吵”来的缅北反攻首胜
     占领新平洋后，第112团留下一个连担任警戒守卫，以第2营为前卫，第5连为尖刀连攻击于邦。11月4日，第112团第1营营长李克己率一个连从临滨赶到于邦增援，夺取了森林阵地，控制了两个林空，一举向前推进两三百米，距离日军主阵地仅50多米，又在左右两翼河边部署重机枪封锁渡口，防止东南岸敌人增援，试图一举攻克于邦。
     没想到仍然陷入了拉锯战，而且被敌人作了反包围。
     11月9日，美空军轰炸日军阵地，因密林蔽空，无法观测，收效甚微。11月10日，胡康河谷南部的增援之敌到达于邦，被围之敌也开始从里面进行反击。第112团既要围攻于邦之敌，又要阻击增援之敌抢渡大龙河，兵力严重不足。11月22日，增援之敌集中4门山炮及迫击炮、机关枪，猛烈攻击我军包围圈和封锁渡口的阵地。当晚400多名日军从大龙河下游偷渡成功，并绕到第1营后面约1000米处占领制高点，与于邦守敌互相呼应，对第1营实施反包围。李克己的第1营至此被日军切切实实包围了起来。
     “吵”来的增援
     此时孙立人正在重庆。由于开罗会议史迪威与会，驻印军交由柏特纳指挥。当看到日军升起气球指挥协调炮兵对我攻击时，营长李克己曾发报总指挥部请求炮兵支援，没想到柏特纳却说，那是假的，他是学炮兵的，缅北的这种地形重炮根本运不进来(后来攻克于邦后，他来到阵地看到日军没有损毁的山炮，才相信自己的错误)，对其他有关日军的情报也一概不予置信。
     孙立人得知情况后，迅速赶回雷多，先向柏特纳“吵”，再向赶回的史迪威“吵”，终于说动了史迪威飞往前线视察了解了实情。
     关于此段情形的危急和自己的“吵”，孙立人多少年后这样回忆：“柏特纳其人，曾在中国北方的军队中做过情报员很久，染上中国军中的坏习气，他会说中国话，就被派为中国驻印军参谋长，对于作战指挥，极为不行。”他当时指令第112团分三路去占领正面约200多华里的前线阵地，“补给呢，根本谈不上。虽然同盟国决定用中国的兵力、英国的装备、美国的武器，但临出发时，尚无水壶锅铲，后来借到挖煤的铲子，每个有七八斤重。为求进军迅速，不许带重兵器，只准带60迫击炮，连81迫击炮都不准带”，并且总指挥部离前线阵地有五六百华里，所提供的情报根本不准。得知第112团的危急情况后，自己“由重庆赶回营次，向他力争，要求增兵补械，他总说不必。要求将驻在后方的150英里的我师其他两个团，赶上去急救。他也说：”补给困难，不许增兵上去。‘被围的部队，经过月余的艰苦拼斗，已至粮弹饮水全部断绝，靠吃芭蕉根度日。我要求用飞机投送粮弹，他却说：“气候不好，飞机不能出动。’又说：”森林丛厚，无法投送。‘他不但不设法解救，反而报告给开罗会议，说中国军队不能作战，不肯前进“。
     30日，史迪威回到总指挥部，孙立人前去说明并要求增援。史迪威听信了柏特纳的报告，不予理睬。孙立人反复争辩，到“晚上12点，还无结论，最后我要求他同赴前线视察”，第二天两人乘飞机视察过后，他才明白实际情况，知道是柏特纳错了，并立即让孙立人亲率另两个团开赴前线，同时赋予孙立人全权指挥权。
     据说在同史迪威“吵”时，史批评孙立人不尊重柏特纳。孙立人巧言回应：“日军可不是你们美国人，不会因为没有公路就无法使用炮兵!”
     孙立人的回忆也得到了史迪威回忆的证实。“第一阶段向胡康谷地进发的计划，竟是以北方作战司令部情报机构的一项错误估计为基础的。该情报机构估计，除了有一些零星的缅甸士兵外，在第一阶段中不会遇到敌人。而事实上，擅长于森林战的日本部队和新加坡的经验丰富的士兵们，已经在大奈河边建起了桥头堡，准备向印度发起进攻。”“由于遭遇到突然出现的日本人的袭击，孙立人将军的第38师的3个营已经挖起壕沟转入防守，他们被日本人分割包围了，仅靠数量很少的一点空投物资度日，正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司令部好几次救援他们的努力都失败了，孙将军和柏特纳就物资供应问题和是否提供大炮支援的问题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蒋介石的外国参谋长——史迪威》)由此可见孙立人同史迪威的争执并拖着史迪威对战场进行视察是多么重要。正是他的“吵”引来的增援才使胡康河谷首战的形势得到了“逆转”。
     柏特纳的错误报告
     孙立人和其他人后来的回忆中都没提及，就是柏特纳关于新38师此时作战情况的错误报告，直接导致了开罗会议有关决议的流产，从而改变了太平洋战区对日作战的“轨迹”。
     开罗会议，由于蒋介石的坚持，本来确定采取一项“海盗”行动，即由海军和两栖作战部队占领靠近缅甸的安达曼群岛。蒋介石认为一旦采取这一行动，日本人的力量就会被牵制住，他们也就难以对陆地实行大规模反扑。地面攻击计划确定由英军在钦敦江边建立桥头堡，并在印道实施空降，从这里用火车把空降人员和物资运往密支那。为确保胜利，盟国开始准备大量部队和登陆艇。在蒙巴顿看来，这次行动的胜利对整个战区都是至关重要的。
     可柏特纳的报告既不清楚自身情报的失误，也不批评部队部署战线拉得太长，更不批评对前线战况的不了解，只是一味指责中国军队不愿参加战斗。据《蒋介石的外国参谋长———史迪威》一书记载：“一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博特纳将军(即柏特纳)发了一份电报报告，由于遭到日本人的反击，位于胡冈谷地的中国第38师的先头部队已挖起战壕转入防守。尽管盟军已三令五申要他们前进，他们仍然拒绝挪动一步。这份电报本来是发给史迪威的，却被误送给了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部的魏德迈。这样他的英国同事便知道了此事”，并作为中国人不愿参加战斗的证据，在几个小时之内，也传遍了整个开罗会议。会议一开始，罗斯福总统决心要使中国人在这次会议上有所得，听到这件事，罗斯福很失望，12月5日，罗斯福给丘吉尔去电，“海盗行动已取消。”同时也将命令传给了蒋介石。此书评论道：“那七个字电报标志着中美关系中的一个转折点”，“在这两个星期里，中国又退居次要位置”，“中国刚被承认为大国，人们就背弃了对蒋介石所作的诺言”。
     这一切都是柏特纳造成的。
     正是由于此，孙立人开始强烈地要求调离柏特纳，由中国人来代替他，或者说由中国人自己来指挥。对此，蒋介石坚决支持。可史迪威“觉得他手下的军官，像博特纳这样的人，紧跟着他，对他忠心耿耿，没有跑到提升机会更多的欧洲战区去。因此，他也就像是欠了他一笔人情债似的”，拒绝撤换柏特纳。蒋介石和孙立人虽然不得不勉强同意，但心里充满不满。
     经过孙立人的“吵”，史迪威同意增援。12月4日，孙立人率队沿着新铺好的公路，艰苦行军20天，终于21日赶到了于邦前线。此时第1营已经被围整整一个月，而在拉加苏第三营已经被围50天了。
     经过慎重部署，24日，于邦解围战打响。试想，没有孙立人的“吵”，缅北反攻首战，不仅第112团会遭到消灭，而且也会以失败而告终，带来的更严重后果是，胜利了的日军会进一步巩固阵地，缅北反攻由此受挫甚至彻底取消，中印公路和中印油管的修筑和铺设只能半途而废，中国遭到同盟国蔑视，中国抗战的国际环境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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