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心中明白：眼下，若出兵进攻两广，实为下策，等于是给软禁在南京汤山的政敌、两广方面的“灵魂”人物胡汉民帮忙，也会大失党心、民心，但是如能暗杀掉李宗仁当然再好不过了。当下，考虑再三，他指示戴笠可相机行事，但必须绝对保密，否则，麻烦就更大了。戴笠衔命而去。

1931年7月，地处华南的广州炎热难耐，所幸的是来自南海上的台风常带来亚热带的暴风雨，驱走些暑气，让羊城百姓们享受数日凉爽。住在珠江边南洋旅馆的王乃昌接待了一位来自天津家乡的不速之客。他自称名叫谭金龙，读过南开大学，曾当过英国商行职员，因酒后打伤了英籍同事而被辞退，一度失业，现来广州想谋一份差事。他是在上海听一朋友说王乃昌在广州李宗仁麾下担任特聘政治参议，特慕名投奔来的，欲请其为自己帮点忙。

王乃昌爱听奉承话，况且照谭金龙这么说，他还是自己的学生辈哩，因为王乃昌在未从政之前就在南开大学任过讲师。他曾留学日本，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1929年他为谋个前程投到在平津一带很有点名气的亲日派政客肖振瀛的门下，当上其助手，主要是充当日语翻译，见过土肥原、喜多诚一等日特大头目及梅津美治郎等军政官员。王乃昌主张中日友好，他对蒋介石特别厌恶，认为此人不配当中国的领袖。日本军部处心积虑分裂中国各派力量，特通过肖振瀛派王乃昌与华南的李宗仁等拉关系。

王乃昌却被李宗仁留下来，许以优厚待遇，请他协助与日本方面打交道……王乃昌慨然答应帮助谭金龙。只几天两人就混熟了，天天一块上茶楼、酒馆、戏园子寻欢作乐。

其实谭金龙正是戴笠密派来广州的五个刺客之一。他是出面摸情况的。他的四个伙伴则藏身于学宫路附近一家旅店里。谭金龙以钞票开道，辅之以三寸不烂之舌，迅速博得王乃昌的信任，获取了有关李宗仁生活规律的若干情报。7月28日，谭金龙得悉李宗仁将经由肇庆返回南宁与白崇禧、夏威、廖磊等桂系将领开军事联席会议。

他立即与马斌、涂文焕等同伙碰头，谋划在东山以西13公里的山间公路上设伏袭击李宗仁的座车。为保行动成功，还请军特处广州站的同伙们协助，在路边树林间坟堆上架上一挺机枪，并在路上埋设以电线引爆的定时地雷……

这一招确实够歹毒的了。然而戴笠手下的特务们低估了李宗仁的安全保护能力，这次暗杀计划被挫败了。原来，李宗仁为人很精明，爱思考问题，他对“日本通”王乃昌并非真的信任，而是出于利用。他在内心深处是很厌恶日本侵略者的，他牢记着甲午战争之耻与清廷被迫割让台湾之耻，牢记着当年日本在大连屠城的深仇大恨。他是个有血性的爱国将军，断然不愿出卖祖国和同胞利益充当亲日大汉奸。在广州他很注意安全工作，调来在桂林任驻军团长的族侄李志浩充当贴身副官。卫队连的120名卫兵均经过再三挑选，堪称精锐。

东山马棚岗官邸戒卫森严，设内外三道岗哨，夜里都有卫兵组站岗巡逻。李宗仁接到保卫处长韦云泰报告说王乃昌近期与一个谭姓北方籍男子交往密切，即产生怀疑，命韦处长通知广州公安局核查此人真实身份，并加以暗中监视。李宗仁又密派自己部下两名参谋换上便衣参加对王乃昌等人的监视，并另行物色可靠的日语翻译。7月27日，李宗仁有意在王乃昌及参谋长张任民等人面前说他要回南宁开会，其实，他并没有外出的安排。他只略施小计便挫败了谭金龙等军特处特务的一次暗杀密谋。

案发后，王乃昌自感大失面子，向李宗仁认错，并提出辞职。李未多加责难，还好言抚慰，给他一笔钱，让他妥善安排生活——李宗仁觉得此人虽很不可靠，但眼下尚可派上“特殊”用场。至于谭金龙等几个刺客被捕后，对他们干的事均如实招认，但仍难逃一死，只是老成持重的李宗仁对外界严加保密，只当没发生过谋杀一事。

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宁粤双方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巨大压力，宣布统一，但两广仍处于半独立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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