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毛人凤奉命谋杀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宗仁由位尊权虚的军委会汉中行营主任改调任北平行营主任，偕同夫人郭德洁和幕僚程思远、刘仲容等一行人飞往古都北平，住进中南海。他的作风较开明，常召开座谈会，虚心听取教授学者等社会贤达名流的建议，限制特务胡作非为。在北平的欧美各国人士均对李宗仁有好评。李宗仁踌躇满志，劲头更足，有心以后通过民选问鼎中央。他的表现更受蒋介石猜忌，双方的矛盾也更激化。1946年“国大”召开，李成为“广西省”代表。

1948年3月，南京又召开“行宪国大”。李宗仁筹备妥贴后，于当月22日率竞选团直飞南京，参加副总统竞选，设竞选总部于太平路上的安乐大酒店。经过幕前幕后的运筹组织，他终于战胜了得到蒋介石幕后支持的孙科，在5月22日当选副总统。

当时，国民党政权已在内战中败北，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政局动荡，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前景一片暗淡。专制独裁成性的蒋介石不自作反省，反而更加迁怒于与他明争暗斗了数十年的李宗仁，认为他“仗持桂系武力，心怀异志，不顾大局，实为党国之罪人”。1948年6月，蒋介石密令伪国防部保密局长毛人凤筹划刺杀李宗仁。毛人凤衔命后曾在中山北路上“诚庐”召集沈醉、郭旭、徐志道等特工头目密商。沈醉等人也做了周密的准备，伺机下手。

当时，李宗仁夫妇住在南京鼓楼傅厚岗9号，此系一座带花园的法国式双层楼房，与李济深等军政大员为邻，旁边还有一所基督教堂和几块菜地。李宗仁对自身安全一直颇为注意，他的卫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且都是广西子弟，个个勇猛善战。为了有效防范蒋介石一方可能搞的暗杀活动，李宗仁的副官和警卫长特在傅厚岗、三条巷、鼓楼一带秘密安置了十几户广西籍“居民”，都是警卫部队的骨干，借摆香烟摊、开小杂货店、修车行等行业为掩护，以监视出现在这一带的可疑人员，一有异常情况，便采取行动，连教堂旁边都设有暗哨。

1949年1月，蒋介石迫于北方各主战场的重大失败，又受到桂系的白崇禧等实力派的压力，只好暂告引退，返回浙江奉化老家，暗中遥控政局。毛人凤为表示对主子的忠心，随主子共进退，也辞去保密局长之职，指定处长徐志道为局长，但实权仍由自己掌握。他奔走于南京、上海、奉化三地之间，继续反共反人民，捕人、杀人，甚是猖狂。

徐志道以当年率军警在孝陵卫附近山坡小庙里找到被日方有意安排“出走失踪”的日本驻南京使馆外交官员藏本，从而挫败了日本蓄意挑衅的计划而扬名一时。他也是有野心的人，对当上局长后有职无权很不满。他看美国方面厌恶蒋介石，欣赏作风较民主的李宗仁，遂有意与桂系接近，献殷勤。李宗仁当然想利用他，遂派程思远出面约会徐志道，还在中央饭店宴请他，礼遇甚高，令徐志道很感动，借着几分醉意，道出毛人凤已作部署暗杀李代总统的计划，表示自己无意参与，可守“中立”，并随时提供情报……这等于是站在李宗仁一边。

李宗仁听取程思远汇报后，吓出一身冷汗，更不敢掉以轻心，但又不能深居简出，因他几乎天天要去总统府视事办公，主理国政哩。为加强安全，他听从了身边高级顾问刘仲容的建议，特与安徽省主席、桂系将领李品仙联系，迅速地从蚌埠明光抽调一个半团的精锐部队来南京，分驻扎在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云南路和鸡鸣寺附近，并配备了一批美式军车，屏卫李宗仁的官邸和国府路(今长江路)上的总统府。

1949年2月29日，毛人凤从奉化潜回南京，筹划刺杀主张与中共进行停战和谈以达到划长江而治，真正地取蒋而代之的李宗仁。他奸诈阴险，办事力求稳妥。他发现李宗仁已作了严密防范，无从下手，而且沈醉等骨干也都迟疑不决。他审时度势，暂时终止暗杀计划，但迁怒于徐志道，认为徐志道就像两年前投靠李宗仁的北平市社会局长、军统干部马汉三，两面三刀，不堪信任。此外，促使蒋介石、毛人凤一伙不敢轻举妄动的另一外部原因是白崇禧以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的名义统兵30余万坐镇长江中游重镇武汉。白崇禧一直与李宗仁搭档，是桂系核心人物，桂系的李品仙又近在安徽，他们当然不会同意蒋介石对李宗仁下毒手……最倒霉的就是当时只做了一年保密局长的徐志道，他逃到台湾不久就被蒋介石下令拘押，扣上几个罪名送进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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