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败后，朝廷上下纷纷强调“汉奸”是主要原因

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前线官员、将领很少向朝廷谈及英军的战斗力，相反，他们把大量的笔墨花在了对“汉奸”的谴责上。故而直到战争结束，朝廷始终没有集中注意力，去打量他们所对抗的这支近代化军队。他们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汉奸”。

“汉奸”一词，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即已流行于清廷高层。1831年，御史邵正笏给皇帝上折谈“夷人”不守规矩的问题，其中提到：“又有汉奸……贩买年幼女子，售与夷人为婢。……内地书籍，不准出洋，近则汉奸多为购买，并有汉奸在夷处，课其子弟。”察其语境，凡为洋人购中文书，教洋人学习中文，即属“汉奸”。林则徐给“汉奸”下的定义则是：“私与夷人往来，勾串营私，无所不至，是以内地名曰‘汉奸’”，凡不经过官府而与洋人有往来者，全是“汉奸”；林氏赴广州禁烟时，即公开表示，要拿“汉奸”第一个开刀：“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并亲自开列了一份近百人的“汉奸”名单，且附有具体住址，责令广东布政司、按察司挨个抓捕。林氏禁烟期间，先后七次向朝廷奏报其整肃“汉奸”之成果；但按其“汉奸”标准，其中有无冤案，亦可想而知。

一、前线官员纷纷上奏，把辖区内战事失利的主因归咎为“汉奸带路”。

鸦片战争爆发后，朝廷上下更是言必称“汉奸”，关于“汉奸可恶”的奏报、谕旨比比皆是。譬如：广东方面，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等奏报称：“省城大小衙门，俱有汉奸探听信息，传送夷人”；琦善则奏称：“汉奸人面兽心，……临阵则仿造号衣，又与营兵无别，往往混入军中，真伪莫辨”。浙江方面，扬威将军奕经等奏报称：“查逆夷踪迹诡秘，江、浙一带，汉奸极多，往往窥伺军情，造言惑众”；“惟查逆夷每到之处，必先暗遣汉奸，多方探听，布散谣言，煽惑人心”；更声称宁波等地“人情险恶，半系汉奸”，战事失利，全因“汉奸”破坏：“曹江以东，到处汉奸充斥，商民十有七八，孰奸孰良，竟莫能辨”，“自兵过曹江，所有兵勇若干，俱为汉奸逐队细数，官兵虚实，逆夷无不尽知”。钦差大臣裕谦汇报定海之战失利，也同样奏称：“因该逆驱使闽粤汉奸，舍死登岸，众寡不敌，以致失事”；“至登岸逆匪，身穿黑衣黑祷，皆系闽、广亡命，夷匪随后指挥……约计总有万余人”。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亦分别奏称：“汉奸之潜滋，随处皆有，查之无从查……”；“臣观该逆伎俩，总以汉奸为爪牙，失事各处，均有汉奸内应”

被范文澜称赞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自然也毫不例外地将“汉奸”当成了广州方面战事失利的主因。1841年初，广东大角、沙角炮台失守，林氏在给长子林汝舟的家书中，即明确将其归咎于“汉奸”。家书称：“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又说：“此次廷寄（地方给朝廷的公文），此间竟不敢转行，然处处皆有汉奸探听事情，不出数日，自必尽知”。可见“汉奸祸国”问题，在林氏看来已严重到了何等程度。

二、雪片般的“汉奸祸国”奏折，让道光皇帝也患上了“汉奸恐惧症”。

雪片般的奏折里满满的全是“汉奸祸国”，不由得深宫中的道光皇帝不信“广东沿海各处，汉奸充斥”，各处战事不利，“均系汉奸助逆”。正因为深信“浙省办理军务，不能得手，皆由汉奸充斥，助逆肆凶”，这位以勤勉、节俭著称的皇帝，才会给身处浙江前线的扬威将军奕经出主意，要他致力于对“汉奸”的策反工作，政策上要着力宣传“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如此“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随着战事的推进，各方奏折里的“汉奸祸国”愈演愈烈，皇帝甚至开始担忧起京城的安全，在给军机大臣的一份谕旨中，皇帝特别交待，要紧紧守护住京城大门户天津城，千万不能让“汉奸”们潜入城中，与洋人里应外合。谕旨说：

“倘若这些逆贼因海口防御严密，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模样，潜入城中，作为内应，我军纵能环卫城垣，力御外寇，而仓卒之际，这些逆贼汉奸在城内滋扰，或放火延烧，或冲门横突，如何才能抵御？穆彰阿你等要妥善商议，设法严防，断不可查办几个形迹可疑之人草草了事。须派出得力人手，处处留心，秘密侦探，使奸徒无处藏身，方为周妥。”

数日后，皇帝再发谕旨，提醒军机大臣，不但要防备“汉奸”混入天津城，还须防备“汉奸”窜入天津郊外村庄。谕旨说：“（天津）所有南北两岸炮台将士，……必须派员严密稽查，勿令汉奸混入。天津五方杂处之地，最易藏奸，地方官已在城内城外，密派人手，分配街道，专司侦察，无论居民、铺户、店寓、寺观，一律编列保甲；并令地方绅士耆老协同稽查。方法已很周密。但自天津府城至大沽沿河两岸村庄，人烟稠密，军民良莠不齐，也务当设法时时访查，不可令汉奸匪徒潜入。所派人手，务须暗加侦察，不可草草应付，日久生懈，是为至要。”

三、事实上，汉奸问题远没有朝廷所想象的那般严重。

道光皇帝对“汉奸”的恐惧，乃受了前线官员之骗。前线官员之所以纷纷在奏折里大谈“汉奸”带路祸国，多是为了推卸自身的战败之责。当然，也有少部分如林则徐这般的官员，是真的相信广东、浙江地面上“汉奸”多如牛毛。

对“汉奸”的指控，确实有一部分属实。

综合起来，清廷官员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对“汉奸”的指控，主要集中在这么几个方面：1、接济英军，向其提供生活物资——如林则徐曾声称“烧毁接济匪船二十三只”；2、煽惑民心，散布谣言——如奕经奏称：“逆夷每到之处，必先暗遣汉奸，多方探听，布散谣言，煽惑人心”；3、充当文字翻译、占领区服役人员及后勤劳役——如英军占领宁波后，曾在当地招募数十人，“帮同办事”；4、为英军搜集情报，充当间谍——如镇江守将齐慎奏称：“奴才访得英夷猖獗，实由汉奸为之耳目，我兵举动，彼皆先知”；5、充当向导，为英军带路——如浙江巡抚刘韵珂奏称：英军“有汉奸为之导引，各处蹊径较我兵反为熟悉”；6、充当内应，四处放火——如奕山上奏谈广州战事不利，称：“汉奸到处窃伏，乘机放火”；7、直接参战，攻城拔寨——如前引林则徐所言：“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

这些指控，部分属实。如参与此役的英国海军军官Bingham，J．E．，在其《英军在华作战记》一书中提到，一个叫“布定邦”的中国人，曾为英军提供过不少物资接济，Bingham说：“买办(即布定邦)已经在十七日被中国人擒获……在他被擒以前，由于他的缘故，粮食的供给是很充裕的”，亦可看出“布定邦”所提供的接济量不能算小。至于普通商民，大多也并不忌讳在战争期间与英军做买卖，如厦门失守后，英军“曾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充当翻译、应募占领当局、担当后勤劳役，乃至充当向导，亦实有其事。但因这些工作置于众目睽睽之下，当清廷遵照道光皇帝谕旨，开始严厉惩办“汉奸”后，沿海民众担当这些“汉奸”工作的积极性迅速跌至冰点。西方传教士当年所办《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曾发表过许多关于鸦片战争的报道，1841年9月份的一篇英军回忆文章，曾如此描述中国民众当“汉奸”的积极性：

“对苦力的招用现在已经开始了，假如要抓任何苦力，那么只有正规部队才能进行。即使如此，他们一旦发现能安全地逃跑，就会立即逃之夭夭。有一次两个书记员被带进了县衙，他们偷了要他们写字的笔和墨，然后拿了他们手能触及的衣物逃跑了。还有两个整日喧闹的厨子，他们逃走时带走了所有厨房用具，好象这些东西是他们的，理应归他们所有。……全城建立警察的打算被证实是不成功的，要享受这种崇高荣誉的候选者其实都是些大流氓，他们全然不晓得对他们恭维是要他们为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服务。在好几个峡谷里还有一些受人敬重的当地人被推选出来担任了同样的职务，他们一声不吭地接过了印刷的委任书，但却一点也没把它放在心上。”对此，英国人给出的解释是：“中国当局无声的影响力”，即对“汉奸”的严厉惩处政策和无处不在的“密探”给当地居民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一些密使被派了出来，以死威胁居民，假如他们胆敢以给养支持英国人的话”。（《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一年英军占领舟山岛的回忆》）

为英军充当间谍者，因其工作的秘密性质，则没有类似的压力。据英军回忆：“（清廷的）重要国家文件都是很细心地传到了（英国）内阁成员的手里，但是由谁传递的我们不能说出来。这些先生们给我们的情报是如此之精确，后来我们与广州获得的各种文件相比较，竟发现没有一丝一毫的出入。”（《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一年英军占领舟山岛的回忆》）英军能够在战争中取得优势，对情报的准确掌控，是一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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