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但官员奏折里夸大其词捏造出“万余”汉奸部队，半属推卸责任，半属疑神疑鬼。

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汉奸”之事诚然有之（事实上，出于逐利之人性，但凡对外战争，总不免出现“汉奸”，亦不独中国如此），但前线官员们奏折里对“汉奸”的描述，却存在极大的夸张。如谈及沿海居民与英军之间的交易，林则徐认为，只要禁绝此种“汉奸交易”，即可“以绝夷人之生路”； 直隶总督纳尔经额则称：“查英夷之四出滋扰，全赖沿海奸商交通贸易，于是米谷牲畜，不虞缺乏”；镇江守将海龄亦称：“该逆……若非偷买内地米粮，何能接济？且奸商惟利是图，获有重价，自必潜相交易。”无不把沿海居民与英军之间的交易，当成英军赖以生存的主要物资供给手段。

这种说法，毫无疑问地夸大了“汉奸交易”的重要性。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几乎没有在给养补充方面遇到过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英军控制了制海权，有一条相当安全畅通的补给线，其军火、粮食等物资并不依赖于战地供应。以战争初期为例，参战英军仅兵船二十五艘，轮船十四艘，全部海陆军总人数仅四千余人，同时却有二十八艘运输船自孟买输送补给，且二十余天即可抵达广州。清廷既无力与英军在海上争雄，想要所谓禁绝“汉奸”与英军之间的贸易，“以绝夷人之生路”，无异于天方夜谭。

再如“煽惑民心、散布谣言”，则未必是英军指使“汉奸”有意为之，战事既起，无须“汉奸”鼓噪，谣言必将四起，近代以来历次内乱、外战，无不如此。“充当内应，四处放火”，亦未必是“汉奸”所为，时人笔记与英军回忆录中，均保留有不少关于中国乱兵、乱民趁乱纵火抢劫的记载。至于英军武装“汉奸”，指挥其直接参与对清军作战，则更属荒诞不经之事，且不论面对不知近代战争为何物的清军，英军根本无须武装“汉奸”来增强其战斗力；即便英军有意武装“汉奸”，教会他们如何使用近代新式枪械、如何听懂近代新式指挥术语，已是一件极其头疼的事情。事实上，史料之考证，也不能支持“汉奸”曾直接参战的指控。譬如，前引林则徐所指控的英军曾组织“汉奸”部队攻陷沙角炮台一事——“此次爬沙角后山之人，大半皆汉奸，或冒官衣号衣，或穿夷服，用梯牵引而上”——即属诬蔑。据茅海建教授根据中、英两方资料考证，这支部队属于英军第26步兵团 、第 49步兵团等正牌英军，而非“汉奸”部队。最早将其称作“汉奸”部队者，是镇守炮台的关天培；关氏在炮台失陷后，如此报告给上级琦善，林则徐则是从琦善处听来的消息。至于钦差大臣裕谦等人奏折里动辄声称“汉奸”部队“数千”、“万余”，则是赤裸裸地为推卸自身战败之责任而撒谎了。

撒谎卸责之外，疑神疑鬼的“满汉之别”，也是“汉奸”论大盛的一个重要原因。琦善说大角炮台失陷是数百名汉奸兵所致，裕谦则附和“解释”称“奏中所云汉奸，即系散遣无业之水勇，不问可知”；奕经同样附和：“尚有福建乡勇……狼子野心，当官兵接仗时，勾引逆夷爬城放火，即系此辈。”与“乡勇”一样，主要由汉人构成的“绿营”，也屡被扣上“汉奸”的帽子。在广州用马桶和女人尿迎战英军的参赞大臣杨芳，曾向道光告状，将关天培之死归因为绿营官兵做了“汉奸”，不肯向英军开炮，以致道光龙颜大怒，下谕旨责问：“粤省汉奸情形……可恨之至！所称关天培阵亡，因将弁不敢强兵点炮，关天培亲手执火，而大炮火门早已透水。着即确切访查，不肯点炮及火门透水之兵丁，严密查拿，即行枭首示众，惩一儆百。”实际上，虎门炮台的士兵之所以不肯点炮，乃是因为大炮质量低劣，虎门六炮台之一的威远炮台在激战当日，即突然炸裂，当场伤毙官兵500余人，同时代的广东绅士梁臣相在《夷氛闻记》里说：“（关天培）手燃巨炮，忽至炸裂，兵无人色，皆走”，但大炮质量低劣，写进奏折里无疑是要挨骂的，所以马桶将军杨芳只好让绿营士兵权作一回“汉奸”。类似者，还有金应麟对镇江绿营的判断，金说：“窃臣籍隶浙江，闻镇江未失之时，凡兵丁衣帽，该夷以洋银购买，以致镇将左右均属汉奸，其炮被盐汁浇灌，不能点放。”最能代表这种疑神疑鬼者，莫如镇江守将海龄。他与1600余名驻防旗兵全部战死或自杀（包括其家眷）于镇江；死前，海龄曾紧闭四门，在城内大杀“汉奸”。战死可见其对满清政权之忠诚；大杀“汉奸”可见其对镇江汉民之不信任。

为保留“汉奸”惩治权，清廷稀里糊涂送出领事裁判权

今人谈论鸦片战争，常说其教训是“落后就要挨打”；但清廷当日得出的教训不是这样，而是“内有汉奸就要挨打”；所以，在《南京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清廷特意强调自己将不会放弃对“汉奸”的惩治权，并因此稀里糊涂地送出了领事裁判权，为之后的中外关系，埋下了巨大隐患。

一、鸦片战争带给清廷高层的最大教训是：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

道光皇帝的侄子、靖逆将军奕山，于1841年3月26日上奏“密片”，详细谈了他对这场这场鸦片战争所带来的教训的认知。奕山说：

“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各商因夷以致富，佃民藉夷以滋生，近海商民多能熟悉夷语，其中之狡者布为奸细，凡在省各衙门，一举一动暗为通知，捷于影响。且水师一营自兵丁以至千把总，前此无不藉包庇鸦片以为生理。用兵以来，于逆夷，惟恐其不胜；于烟禁，惟恐其不弛。故上年十二月，逆夷攻破大角沙角炮台，副将陈连升父子奋勇捐躯，而兵丁与难者寥寥无几。乌涌之败，实因本地兵丁望风先逃，以致湖南兵弁失陷，总兵祥福受伤落水身死。虎门之失，夷船近在咫尺，兵丁并不点放炮位，各自逃走，提督关天培手斩数人，不能禁止，是以被夷炮打伤而亡。并访闻与逆夷接仗，兵勇脱逃改换民装，佯为观望；否则仓皇落水，夷匪捞救送回，并不加害，致令海口炮台十余座，炮位千余尊炮，望风而靡，尽行化为乌有，本省兵船既不堪战，前督臣林则徐收买夷船一只亦被烧毁。种种情由，实堪痛恨，使各兵稍有天良，何至逆夷长趋直入也。然急则生变，诛不胜诛，又非迅速所能图治。而夷匪专用小恩小信收拾人心，本地匪徒结伙抢掠，夷匪反用炮轰击，以为保护，是以安业之民惟恐主战，而无赖之民又惟恐不战，不得藉以行劫也，人情若此，深为可虑。省城大小衙门俱有汉奸探听信息，传送夷人，每纸卖银二十元，甚至凭空捏造，以惑众听，诡计多端，机事不得不密……是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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