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不在外而在内”，“ 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实质上是将全体国民（旗人或许除外）置于“汉奸”的嫌疑之地，视作现政权第一顺位的防范对象；与奕山的总结相类似的，还有翰林院编修吴嘉宾的总结：“今之议者，皆曰外夷为患，不知（真为患者，）非外夷，乃内民也。……今为患者，外夷止十之二三，内奸则十之六七。”道光皇帝对奕山的奏折深表赞同，谕旨各地加强对“汉奸”的抓捕，“擒获后即行正法”。由此，“防民甚于防兵，而防兵又甚于防寇”，成了鸦片战争带给清廷的最大教训。

二、英方保护“汉奸”，要求在《南京条约》中写入“中国人与英人有来往者全然免罪”。

可惜的是，清廷战败后与英方签订《南京条约》，不得不接受英方的要求，在条约第九条中写入：“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据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有跟随及俟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誊录天下，恩准全然免罪。”意即，包括战争期间曾帮助过英军的“汉奸”在内，一切与英军有瓜葛的中国人，清廷都不得事后追究。

英方要求写入此条，既是为了酬报战争期间曾帮助过英军的中国人；也是出于战争期间的切身感受。英军回忆，占领舟山期间，“舟山人一听说英国人不去营救那位买办，他们一点信心也没有了，因此纷纷撤往内地或宁波。当被严加讯问为什么要这样做时，他们回答道：‘生命和财产没有保障，我们可能会被政府派的人抓住，并因为背叛性的交往行为而送命。’一天，一位被外国人雇用的非常高雅的人不小心走出了城门，他被抓住并被移交给宁波的官员。这件事引起百姓巨大的恐惧，整座城因此很快就成了一座空城。”（《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一年英军占领舟山岛的回忆》）毫无疑问，保护“汉奸”，符合英国人的长远利益。

但英方的要求，对清廷来说，却成了一个难题。英方之要求无力拒绝，又不甘心让本国“汉奸”们逍遥法外，高层官员们愤愤难平。江苏布政使李星沅疾呼：将汉奸免罪等项“公然大书特书，千秋万世何以善后”。给事中董宗远则预计：汉奸历来被视为“弥天大罪”，如今，“竟得蒙释有之条，事之不平，莫此为甚。恐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起事，皆势之所必然者”，天下恐怕是要大乱了。

三、为惩办“汉奸”，清廷别出心裁，把领事裁判权拱手送人。

尤其让清廷忧心如焚者，是《南京条约》规定五口通商之后，华人与英人之间的交往将愈加增多；国内“汉奸”如此之多，如果英人一再援引《南京条约》，“与英人有来往者”须全部免罪，那该如何得了？为此，在《南京条约》签字后的第三天，中方代表耆英即向英方提出：

“此后英国商民如有与内地民人交涉事件，应即明定章程，英商由英国办理，内民由内地惩办”；“曲在内地商民，由地方官究治；曲在英人，由领事官究治。”

从近代主权理念来看，这一提议，等于将中国完整的司法主权肢解为二，将其中的涉外审判权，具体而言，即英人在华审判权主动拱手相让给英国驻华领事。领事裁判权日后给中国带来诸多屈辱，历尽千辛万苦始于1940年代逐步废除。但耆英显然对近代主权理念毫无所知，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里，他解释自己提出这一建议，是遵照了朝廷的相关指示——朝廷的指示是：战时与英人有牵连的中国人，如另有犯法行为，应由中国自行处理。换言之，既然这场战争带给朝廷最大的教训，是严重的“汉奸”问题，那么，朝廷就决不能放弃对“汉奸”的惩治权。

(责任编辑：admin)